人才啊。
林天鱼由衷地出了感叹。
陈政委这帮人，就算是放到现实世界的苏共，在基层摸爬滚打个几年，凭着这份手腕和觉悟，被火提拔进中央也就是时间问题。
实际上要不是他们现在已经是这个草台班子的“中央委员会”
成员，升无可升了，哪怕在这个世界，他们未来的仕途也是一片光明。
科层制，或者说，官僚制度。
这玩意儿就像一把双刃剑，好处和坏处都明晃晃地摆在那儿。
在革命初期，在一个政权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的时候，它无疑是最高效的工具。
它用一套明确的规则和晋升渠道，取代了旧时代那种依靠血缘、关系和拍马屁的混乱体系。
谁能干，谁有功，谁就上。
一切都以“效率”
和“功绩”
为导向。
陈政委这帮人，就是这套体系下最完美的产物。
只不过，时间久了，这份成功本身，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癌变”
。
这并非是它失败了，恰恰相反，是因为它“过于成功”
了。
所谓革命的成功会消解革命本身。
当激情燃烧的岁月过去，轰轰烈烈的斗争告一段落，剩下的，便是漫长而又枯燥的建设与管理。
原先那些为了同一个理想而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会逐渐转变为新秩序下的管理者、行政人员。
他们的工作重心，不再是“颠覆”
，而是“维持”
。
官僚制度的成功，最终也会导致官僚主义化。
执行规则本身，逐渐变得比实现规则所要达成的最终目标更重要。
机构的自我维持与扩张，成了比它最初被赋予的职能更优先的考量。
这种苗头，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那个“公共厕所及下水道系统卫生管理委员会”
请求改名，就是一个最生动、也最荒诞的例子。
他们请求改名的那一刻，其核心目标，就已经悄悄地从“如何把下水道修得更好，把厕所打扫得更干净”
，转变成了“如何让我们的委员会听起来更重要，更有地位，能在下一次预算审批里拿到更多的资源”
。
林天鱼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他可以平了一座山，可以手搓卫星，但他解决不了一个制度在成功之后，必然会产生的惰性与僵化。
这是刻在社会学规律里的“熵增定律”
，是一种不可逆的趋势。
至于解决办法，只能说，在没有新质生产力展的前提下，任何试图从制度层面根治官僚主义的方案，都是空谈。
历史上，聪明人给出的方子也就那么几种。
托洛茨基那套“不断革命论”
，其本意是说，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革命不能停在资产阶级阶段，必须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这场革命无法在一国之内单独成功，必须持续地向外输出，引世界革命。
而这种理论其内在逻辑，也包含了一种用永不停歇的斗争来防止新的利益集团板结固化的理念。
今天把东边的官僚拉出来批判一番，明天再把西边的特权阶层挂上城墙。
这套理论听起来很热血，也很理想，但执行起来的代价，就是整个社会都得陪着你一起坐过山车，永远别想安生。
还有一套更激进、也更聚焦于内部的理论，则是试图通过周期性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来冲刷官僚体系内部滋生的污垢。
这招是够狠，但副作用也大得离谱，搞不好就把整个屋子都给拆了。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
只不过，这“乱”
的代价有多大，“治”
的效果能维持多久，历史已经给出了一个充满了争议与伤痛的答案。
属于是“刮骨疗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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