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稳了脚跟，如今更是几乎全取浙北诸路府，相比起刚举事就称王的徐寿辉、张士诚，红旗营建国反倒是“众望所归”，没那么轰动了。
对于早已畏惧红旗营兵锋的周边各路府元廷官员而言，这仿佛是“另一只靴子终于落地”。虽然更加恐惧汉军来攻，但也免去了“朝廷是否会招安石山而让忠臣义士白白流血”的纠结与侥幸。
他们开始更加疯狂地加固城防，筹措粮饷，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风暴。
但他们显然低估了元廷的“操作”底线——一道招安诏书，竟然在石山称王之后“恰到好处”地传来了。
准确来说，这份招安诏书发出于九月十九日，在石山称王之前。只因路途遥远，驿传迟缓，才在“汉”国建立的消息传出后抵达，而显得格外讽刺。
九月十九日，因剿灭“伪宋”徐寿辉政权，获其伪官四百余人有功，朝廷大行封赏：
赐主帅、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卜颜帖木儿“上尊、黄金带”，其余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哈临秃、左丞桑秃失里、西宁王牙罕沙等将官皆有赏赐。
同时，因淮南行省和江浙行省治所皆已沦陷，元廷命卜颜帖木儿兼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简称“南台”）御史大夫，临时授予其总揽江浙、江西、湖广三省十道军务之责，全权负责东南剿贼。
也正是在同一天，元廷下达了对石山的最终通牒式诏书：
“剧贼石山以下部众，限二十日内向官军投诚，可予赦免。”
这道诏书传到江宁，非但没有引起丝毫恐慌，反而让石山和麾下文武看清了元廷的色厉内荏与外强中干。
“王上。”
已经升任枢密院使的朴散（朴道人自己改的俗名）分析道：
“元廷此举，恰恰证明其主力经蕲水之战，已然疲惫，钱粮消耗巨大，短时间内无力组织大规模东征。故而先以荣勋激励卜颜帖木儿，再行此恐吓、分化之策，意图拖延时间，乱我军心。”
石山与元廷也算打了两年交道了，非常清楚蒙元的腐朽和低效率，但他用兵并不只盯住对手的漏洞和薄弱处，而以己方的调整为主，乃颔首道：
“正是如此。蒙元想要缓兵，咱们偏不给他们这个机会！”
战略形势已经渐渐明朗，汉军在迅速扩张消化浙北东路后，东线（杭州、绍兴方向）转入以巩固防御、清剿残敌、安抚地方为主的守势。
而西线（太平府、宁国路方向）则在得到增援后，可以改变策略，变被动防守为主动进攻，先发制人，打乱元军的部署。
果然，在石山称王、毛贵所部拔山右卫率先攻入宁国路之后，元廷虽然表面上忙于调兵遣将，江南各地粮草辎重也频繁调动，营造出大战将至的紧张气氛。
但元军实质性的大规模进攻，却迟迟未能发动。
直到进入十月份，元廷才像一台生锈的机器，开始缓慢而笨重地运转起来。
十月初一，元廷下诏命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达识帖睦迩统合邳州、海宁州、沭阳（九月份曾被元军夺回）等地兵马，重点布防于淮东一线，首要目标是遏制张士诚继续北上威胁腹里。
十月初三，诏令河南、淮南两行省并立“义兵万户府”，试图整合两地的豪强武装，用以对付日益壮大的“石汉”和“张周”政权。
以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庆童总兵，讨伐方国珍。
同日，下诏于北方诸省“和买”战马，凡有马十匹之家，须强制征购两匹，每匹仅象征性支付钞一十锭（近乎掠夺），以充军用。
十月初七，下诏许诺“义兵”立功者可暂时授予军职，待平定叛乱后再转授地方官职，以此激励地方武装头目为蒙元建功杀贼。
同日，擢升四川行省右丞答失八都鲁为本省平章政事兼知行枢密院事，总领荆州、襄阳地区诸军，全权负责围剿活跃于豫南鄂北的南锁红巾军。
十月十一日，元廷设立南阳、邓州等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