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提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能够与其他哺乳动物和谐相处，而这些哺乳动物与我们在生物和心理层面已经相隔了数百万代的进化。相比之下，外星人在生物层面与我们的差异，可能比树木与伊波拉病毒之间的差异还要大 —— 这意味著，与外星人实现共存可能需要跨越更大的鸿沟。但另一方面，凭藉那些技术文明形成所必需的共同特质，某些外星人在心理层面或许反而比猫或狗更接近人类。
当然，即便如此，双方之间仍可能存在巨大的整体差异，而且这种分析仅適用於技术文明 —— 而非那些试图与其他星球上的 “感知树木” 之类非技术生命建立联繫的情况。
此外，我们也不能假设外星生命的大脑结构与人类有丝毫相似之处。作为哺乳动物，尤其是人类，我们採取的物种生存策略是：少生育后代，並为这些后代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 —— 因为人类需要数十年才能在身心上完全成熟。但如果某个外星物种的幼崽出生后就能独立生存，並且隨著年龄增长，体型和大脑复杂度不断提升，那么它们可能根本不需要家庭结构，也不需要限制后代数量。它们可能一次產下成千上万的卵，但平均下来，或许只有一个后代能存活到相当於人类幼儿的阶段。
这种生存策略可能会让这类外星物种对成年个体十分友善，却將新生幼崽视为无足轻重的 “麻烦”。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女性出生时体內就带有数百万个卵子，男性一生中则会產生数十亿个精子，但我们通常不会將这些生殖细胞视为具有独立价值的个体。
当然，如果这类外星人隨意射杀我们为数不多的孩子（比如，因为孩子进入房间捣乱，惹恼了它们），我们或许不难让它们明白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但这类认知差异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比如，它们可能认为，对某个小型人类殖民地发动战爭是 “合理的”，甚至无法理解我们为何会对它们摧毁殖民地、进而占领该地区的行为表示反对；当我们发出抗议时，它们甚至可能感到愤怒 —— 儘管在其他方面，它们可能对我们非常礼貌、真诚，愿意自由分享技术，並提供优惠的贸易条件。
我们甚至难以想像，其他生物结构可能会孕育出怎样奇特的生命形態。比如，有些生物可能將 “大脑” 分布在皮肤各处，通过舔舐对方或吞噬彼此的脑组织来交流 —— 如果它们吃掉了我们的大使，之后可能还会发来愤怒的信息，抱怨 “这位大使態度恶劣、不愿交流”；还有些生物可能是 “蜂巢意识”，甚至是跨物种的 “蜂巢意识”，完全无法理解为何它们杀死人类探险家或將人类殖民地纳入自己的 “集体” 会引发我们的不满。
奥森?斯科特?卡德的经典小说《安德的游戏》及其续集中，就描绘了类似的 “异类” 外星生命，並基於 “异类” 概念构建了不同层次的外星文明：
“近邻”（如兰兹曼人）：本质上与人类相似，只是来自不同的地域，是最容易交流的对象。
“异乡人”：我们能认出它们是 “人类”，但来自其他星球或时代，与它们交流就像与古代的狩猎採集部落交流一样困难。
“拉玛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外星物种”—— 我们仍將其视为 “类人”，但属於不同物种。这也是大多数科幻作品中对外星人的典型刻画，很可能包括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任何技术文明。
“维瑞尔人”：真正的 “异类”，包括所有无法与之交流的动物。它们有生命，但我们无法理解它们行为的目的和动机。它们可能拥有智慧和自我意识，但我们无法察觉，或尚未察觉 —— 我之前提到的 “冰川智慧生命” 可能就属於这一类。
卡德还在作品中塑造了 “朱尔人”—— 一种无法沟通的致命威胁，类似自我复製的探测器，会毫无理由地摧毁沿途的一切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