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逃脱的只有几百人。归附汉朝的属国义渠王（名字不详）射死了犁污王，朝廷赏赐他黄金二百斤、马二百匹，并因此封他为新的犁污王。从此以后，匈奴不敢再侵入张掖郡。
燕王、盖长公主叛乱（指元凤元年的上官桀、桑弘羊等谋反案）失败后，桑弘羊的儿子桑迁逃亡在外，投奔了桑弘羊过去的属吏侯史吴。后来桑迁被官府捕获处死。正逢朝廷颁布大赦令，侯史吴便主动投案自首，被关进监狱。廷尉王平和少府徐仁共同审理这桩牵连谋反的案件，他们都认为：“桑迁是因为父亲谋反而被牵连获罪（坐父谋反），侯史吴窝藏的是桑迁（臧通‘藏’），并不是窝藏谋反的主犯，而是窝藏了随从人员（指桑迁）。”于是依照赦免令免除了侯史吴的罪责。后来侍御史（监察官员）复查此案，认为：“桑迁精通儒家经典，明知父亲谋反却不加劝阻抗争，其行为与谋反者本人没有区别。侯史吴原是俸禄三百石的官吏，带头窝藏桑迁，与普通百姓窝藏一般随从人员不同，侯史吴不能赦免。”侍御史奏请重新审理此案，并弹劾廷尉王平、少府徐仁放纵反叛者。少府徐仁是丞相车千秋的女婿，所以车千秋多次为侯史吴说话；他担心大将军霍光不同意，便擅自召集俸禄为中二千石的官员和博士（朝廷顾问官）到公车门（皇宫门名）开会，讨论侯史吴依法该如何处置。与会者揣摩到大将军霍光的意图，都坚持认为侯史吴犯了大逆不道之罪。第二天，车千秋将众人的意见密封上报。霍光于是以车千秋擅自召集中二千石以下官员开会（外朝官干预司法）、导致宫内宫外（霍光主内朝，车千秋为外朝丞相）意见不一为由，将廷尉王平、少府徐仁逮捕下狱。朝廷官员都担心丞相车千秋也会因此受牵连。太仆杜延年上书给霍光说：“官吏释放有罪之人，自有通常的法律来处置。现在侍御史指控侯史吴为大逆不道，恐怕处罚过重。再者，丞相车千秋一贯没有什么主见，喜欢在下属面前说好话，这是他平素的作风。至于他擅自召集中二千石官员开会，确实非常失礼。我杜延年浅见认为，丞相是位老臣，又是先帝（武帝）任用的大臣，如果没有重大罪行，不可轻易废弃。近来民间颇有传言说刑罚过于严酷，官吏断案苛刻；现在丞相所商议的，又涉及司法案件，如果因此牵连到丞相，恐怕不合乎民心，群臣议论纷纷，百姓私下非议，流言会到处传播。我私下很担心将军您会因此失去天下的声望。”霍光认为廷尉和少府玩弄法律、量刑不当，最终将他们关进监狱。夏季，四月，徐仁在狱中自杀，王平和左冯翊（京师三辅长官之一）贾胜胡被腰斩处死。然而霍光没有追究丞相车千秋的责任，最终没有与他决裂。杜延年议论事情秉持公正，调和朝廷矛盾，都像这件事一样。
冬季，辽东郡的乌桓族反叛。当初，匈奴冒顿单于攻破东胡后，东胡残余部众分别退守乌桓山和鲜卑山，形成乌桓和鲜卑两个民族，世代臣服于匈奴。汉武帝派兵攻破匈奴左翼地区后，趁机将乌桓族迁徙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四郡的塞外居住，替汉朝侦察匈奴的动静。朝廷设置护乌桓校尉监管统领他们，禁止他们与匈奴往来。到这时，乌桓部落逐渐强大，于是反叛。在此之前，匈奴曾派三千多骑兵侵入五原郡，杀死掠夺数千人；后来又派数万骑兵沿着边塞南面打猎，沿途攻击塞外的哨所堡垒，掳掠官吏百姓而去。当时汉朝边境各郡的烽火报警系统严密高效，匈奴侵扰边境很少得利，因此很少再来侵犯边塞。汉朝又得到投降的匈奴人报告，说乌桓人曾挖掘了已故单于的坟墓，匈奴怨恨他们，正准备出动两万骑兵攻打乌桓。霍光打算派兵半路截击匈奴，就此事征询护军都尉赵充国的意见。赵充国认为：“乌桓近来屡次侵犯边塞，现在匈奴去攻打他们，对汉朝有利。况且匈奴很少来侵扰，北部边境幸好平安无事。蛮夷之间自相攻击，我们却要出兵拦截，这是招惹敌人，滋生事端，不是好计策。”霍光又询问中郎将范明友的意见，范明友说可以出击。于是朝廷任命范明友为度辽将军，率领二万骑兵从辽东郡出塞。匈奴听说汉军到来，便撤兵回去了。当初，霍光告诫范明友：“大军不可无功而返；如果追赶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