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消退，那么政事就日益太平。从前鲧、共工、驩兜与舜、禹同处尧的朝廷，周公与管叔、蔡叔同居周朝高位，在那个时候，他们互相诋毁，流言相谤，岂能说得尽呢！帝尧、周成王能重用舜、禹、周公而摒弃共工、管叔、蔡叔，所以天下大治，荣耀至今。孔子与季孙、孟孙同在鲁国做官，李斯与叔孙通同在秦国做官，鲁定公、秦始皇重用季孙、孟孙、李斯而摒弃孔子、叔孙通，所以天下大乱，耻辱至今。所以治乱荣辱的开端，在于信任什么样的人；信任的人既然是贤才，就要坚定不移。《诗经》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可转动。’是说恪守善道要坚定。《易经》说：‘涣汗其大号’，是说号令如汗，汗出就不能收回。如今发出善令，未能超过一个季节就收回，这是反汗（出尔反尔）；任用贤人未能满三十天就斥退，这是转石（改变如转动石头）。《论语》说：‘看见邪恶如同把手伸进沸水里。’如今丞相、御史大夫（二府）上奏奸佞谄媚之人不应在位，已经多年了却仍未离去。所以发令如同反汗，用贤如同转石，去佞如同拔山，像这样，希望阴阳调和，不是太难了吗！因此一群小人窥见间隙，修饰文字，巧言诋毁，流言蜚语在民间传播。所以《诗经》说：‘忧心忡忡，被群小怨恨。’小人成群，确实足以令人怨恨。从前孔子与颜渊、子贡互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互相举荐，不为结党营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忠心为国，没有邪恶之心。如今奸邪与贤臣同在朝廷之内，结成党羽，共同谋划，违背善道，依附邪恶，叽叽喳喳（歙歙訿々），多次编造危险的言论，想以此倾覆改变主上的心意，如果忽然间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这就是天地之所以预先警告，灾异之所以一再降临的原因。自古以来圣明的君主没有不用诛杀就能治理好国家的，所以舜有流放四凶的惩罚，孔子有在宫阙前诛杀少正卯之举，然后圣王的教化才能施行。如今以陛下的明智，如果真能深思天地之心，考察《否》、《泰》二卦，效法周成王、唐尧任用贤人的做法，借鉴秦始皇、鲁定公贬斥贤人的教训，考察祥瑞应验的福分，反省灾异带来的祸患，来揣度当今的变乱，放逐远离奸邪的党羽，拆散险恶邪僻的团伙，堵塞群邪的门路，广开众正的道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使是非清楚明白可知，那么各种灾异就会消失，众多祥瑞就会一齐到来，这是太平的基础，万世的利益啊。”石显看到这封奏书，更加与许、史两家勾结而怨恨刘更生等人。
这一年，夏季寒冷，太阳发青无光，石显及许、史两家都说这是周堪、张猛当权招致的灾祸。元帝内心看重周堪，又担心众口不断浸润（谗言积累），无法取信。当时长安令杨兴因有才干受到宠幸，常常称赞周堪，元帝想得到他的帮助，就召见杨兴问道：“朝臣们争论不休，不赞成光禄勋（周堪），为什么呢？”杨兴是个投机取巧的士人，以为元帝怀疑周堪，就顺着元帝的意思说：“周堪不仅在朝廷不可用，就是在乡里也不可用！臣看到众人听说周堪与刘更生等人谋划诽谤宗室骨肉，认为应当诛杀；臣以前上书说周堪不可诛杀，是为国家培养恩德。”元帝说：“那么他犯了什么罪该杀呢？现在该怎么办？”杨兴说：“臣愚昧地认为可以赐他关内侯爵位，食邑三百户，不让他掌管具体事务。这样明主不失去对师傅的恩情，这是最合适的办法了。”元帝于是对周堪产生了怀疑。
司隶校尉琅邪人诸葛丰当初以特立独行、刚强正直在朝廷闻名，多次冒犯皇亲贵戚，在位官员大多说他的坏话。后来因在春夏两季拘捕惩治犯人（不合时令），被调任城门校尉。诸葛丰于是上书告发周堪、张猛的罪过，元帝不赞成诸葛丰的做法，就下诏给御史说：“城门校尉诸葛丰，以前与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同在朝时，多次称赞周堪、张猛的美德。诸葛丰以前任司隶校尉时，不顺应四时（指春夏捕人），不遵循法度，专作苛暴之事以获取虚假的威名；朕不忍心将他交给司法官吏，让他改任城门校尉。他不自我反省，反而怨恨周堪、张猛以求报复，控告查办没有证据的言辞，张扬难以验证的罪过，随意诽谤赞誉，不顾及自己以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