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种奸佞之臣，股肱大臣要诛杀不赦！此诏书用金册记录，收藏在宗庙里，写入法典！”
九月：吴主孙权迁都建业（今南京），全部沿用原有官府建筑，不再增建改造。留下太子孙登及尚书台九卿官员在武昌（今鄂州），命上大将军陆逊辅佐太子，并掌管荆州及豫章三郡事务，总管留守军国大事。南阳人刘廙（yi）曾着《先刑后礼论》，同郡人谢景在陆逊面前称赞此文。陆逊斥责谢景说：“礼教优于刑法的道理由来已久！刘廙用琐细的诡辩歪曲先圣的教导。你现在侍奉太子，应该遵循仁义之道以彰明德政恩泽，像他那种言论，不必再讲了！”太子孙登给西陵都督步骘写信，请求指教。步骘于是把当时在荆州界内的军政事务以及属下官员的品行才能列条上报，并趁机上书劝勉太子说：“我听说君主不亲自处理小事，让各部门官员各司其职，所以舜任命了九位贤臣，自己就无需操心，不下庙堂而天下大治。因此贤才所在之处，能抵御万里之外的敌人，他们确实是国家的利器，是兴衰的关键。希望太子多加留意，那么天下就太幸运了！”
张纮（hong）回吴郡迎接家眷，途中病重。临终前，交给儿子张靖一篇留给孙权的奏章，说：“自古以来拥有国家的君主，都想修明德政来比肩盛世，但真正治理好的却不多，并非没有忠臣贤辅，而是君主不能克制私情，不能任用他们。人之常情是畏惧艰难而趋向容易，喜欢赞同而厌恶异议，这与治国之道正好相反。《左传》说‘从善如登山般难，从恶如崩山般易’，说的是为善之难。君主继承世代基业，占据天然优势，掌握驾驭群臣的八种权柄（八柄），喜欢容易赞同带来的欢愉，无需向他人求助。而忠臣怀着难以被接纳的策略，说出逆耳的忠言，双方意见不合，不是很自然吗？疏远就会产生裂痕，巧言者乘机离间，君主被小忠小信迷惑，沉溺于个人情感，导致贤愚混杂，升降失序。追根溯源，都是私情扰乱所致。所以明君觉悟后，求贤若渴，纳谏不厌，抑制私情，减损私欲，以大义割舍私恩。这样，在上者就不会有偏颇错误的任命，在下者也不会有非分的奢望了！”吴主孙权看了奏章，感动得流泪。
冬季，十月：魏国将平望观改名为听讼观。魏明帝常说：“刑狱，关系到天下人的性命。”每逢审理重要案件，常到听讼观旁听。
起初：魏文侯的师傅李悝着《法经》六篇，商鞅用它辅佐秦国变法。萧何制定《汉律》，增加到九篇，后来逐渐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余篇，《决事比》（判例）九百零六卷。后世不断增减，杂乱无常，后人又各自为律文作注解，马融、郑玄等儒家学者就有十余家，一直到魏国。适用的律条合计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余字，阅读起来越发困难。明帝下诏只采用郑玄的注解。尚书卫觊（ji）上奏说：“刑法是国家最贵重的东西，却是私人议论最轻视的对象；狱吏掌握着百姓的性命，却是选用官吏者看不起的职位。国家政治的弊端，未必不源于此。请设置律学博士。”明帝采纳了。又下诏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等人删减和重订汉代法律，制定《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共计一百八十余篇。比起《正律》（指九章律）有所增加，但比旁章科令则大大精简了。
十一月：洛阳的宗庙建成，将高皇帝（曹腾）、太皇帝（曹嵩）、太祖（曹操）、高祖（曹丕）四位神主牌位从邺城迎请到洛阳宗庙供奉。
十二月：雍丘王曹植被改封为东阿王。
蜀汉丞相诸葛亮将丞相府大营迁移到南山下的平原上，在沔阳修筑汉城，在成固修筑乐城。
魏明帝太和四年（庚戌年，公元230年）
春季：吴主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武装士兵一万人，渡海寻找夷洲（台湾）、亶洲（可能指日本），想俘获当地百姓以增加人口。陆逊、全琮都劝谏，认为：“桓王（孙策）开创基业时，军队不满一旅（五百人）。如今江东现有的兵力，已足够图谋大事，不该远涉不毛之地，万里迢迢去袭击别人，海上风波难以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