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局，把阿棠的信和那封泡烂的信一起，寄往了邮局的“死信处理中心”。工作人员说，对于无法投递的信件，他们会统一保管，等待家属认领。我还把录音笔里的内容刻成了光盘，放在了信里，希望能有人听到阿棠的故事。
回到家属院时，雨停了。302室的防盗门没锁，我推开门，发现铁盒不见了，阳台的角落里，放着个蓝色的手链，和洞里那只一模一样。书桌上多了张纸条，用钢笔写着“谢谢”，字迹娟秀，是阿棠的字，纸边没有水渍，只有一片干枯的槐树叶。
后来，我再也没在雨里听见脚步声，也没在玻璃上看见影子。只是每个梅雨季，302室的阳台都会飘出淡淡的槐花香，像是有人在那里晒信。有次暴雨夜，我梦见阿棠穿着蓝色的制服，手里拿着封信，站在槐树巷的阳光下，笑着说：“他收到我的信了，他说他也在等我。”
现在，我还住在302室，书房的桌上，总放着一沓信纸和一支钢笔，遇到有人来家属院找老地址，我会帮他们写信，寄往那些可能永远收不到信的地方。我知道，有些信不是为了投递，是为了告别；有些等待不是为了结果，是为了不留下遗憾。
就像阿棠，她用三十年的时间，在雨里守护着那些未寄出的信，不是为了等一个回信，只是为了让远方的人知道，有人曾在雨里，认真地等过他。而那些被雨水浸泡过的信，虽然字迹模糊，却藏着最真挚的情感，在岁月里，慢慢变成了不为人知的秘密，随着雨声，留在了老邮电局家属院的每个角落。
需要我增加阿棠与“他”生前的回忆片段吗？比如设计他们在邮电局门口的槐树下约定、他出国前给阿棠写第一封信的场景，让“等待”的情感更深刻，也让故事的恐怖感与温情形成更鲜明的对比。
雨蚀·信痕
槐花香飘进302室的那天，我在书桌抽屉里发现了本旧相册。封面是深褐色的皮革，边角已经磨损，翻开第一页，就看见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穿蓝色邮电局制服的姑娘站在槐树下，手里举着封信，笑得眉眼弯弯，她身边的年轻男人穿着灰色西装，正帮她整理领口的徽章。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阿棠与文彬，1957年槐花开时。”
是阿棠和她等的人。我指尖抚过照片，突然感觉纸面有些粗糙，凑近一看，照片边缘竟沾着些淡蓝色的墨迹，像雨水晕开的痕迹。这时，窗外又下起了暴雨，雨点砸在玻璃上，发出“哒哒”的声响，和录音笔里的背景音一模一样。
书房的台灯突然自己亮了，照亮了桌角的信纸。我刚走过去，信纸就被风吹得翻页，空白的纸上慢慢浮现出蓝色的字迹，是阿棠的笔迹：“他走的那天，槐花落了一地，他说等槐花开三次，就回来娶我。”
字迹慢慢延伸，像在讲述未完的故事：“他第一次寄信来，说国外的冬天很冷，让我多穿件棉袄；第二次寄信来，说看到了和槐树巷一样的青石板路，很想家；第三次，我等了半年，没等到信，却等到了他单位寄来的‘失踪通知’。”
雨声突然变得急促，玻璃上的水汽里，又浮现出阿棠的影子。这次她不是背对着我，是侧对着，手里攥着那封泡烂的信，正蹲在下水道口，像是在翻看什么。“我知道他们把信扔在这里，每天都来翻，希望能找到他的信，哪怕只有一张碎片。”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有天雨下得很大，我掉进了下水道，怀里还抱着刚找到的信，信上写着‘阿棠，我下个月就回来’……”
影子突然消失，桌上的相册自己翻到最后一页，里面夹着张小小的火车票，日期是1959年4月12日，从上海到槐城，乘客姓名栏写着“李文彬”——是文彬的名字！票根边缘有个小小的牙印，像是有人紧张时咬的，背面还写着行小字：“带阿棠去看西湖的春天。”
我突然明白，文彬不是失踪，是回来了！他买了回家的火车票，却没来得及回到阿棠身边。我抓起火车票，冲进雨里，往槐树巷跑。下水道口的积水已经漫了出来，我蹲下来，用手拨开漂浮的落叶和垃圾，突然摸到个硬硬的东西——是个黑色的皮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