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桃似的小脸，孩子在襁褓里饿得哼哼唧唧。
炕梢的破木箱上，那只豁了口的粗瓷碗还有半碗米汤，沾着几粒高粱米。小德昇眼泪汪汪地看着，直咽口水。
夏张氏把碗塞在德昇手里，摸了摸他的头，嘱咐：“喝完把碗拿外屋地去，别打了。”
小德昇抱起碗，大口大口喝起来。
夏张氏抱起小德兴，长长叹了口气。
去年秋收时，日本人还没走，抢了所有粮食。靠着粗糠干菜，勉强过了冬。谁成想，一阵枪响后，城里的膏药旗降了，换上了青天白日旗。
老百姓们站在街道两边瞅着那面蓝白红三色的旗子，有人说“这下该好了”，有人缩着脖子不敢吭声。
可新政府的告示贴出来那天，整个盘山县城都炸了锅。
“新政府”的“德政”像冰雹一样砸在刚喘了口气的盘山县城头上。第一把火，烧的就是“税”。
名目繁多得让人窒息：“治安捐”“剿匪捐”“保甲费”“门牌税”……一张张盖着鲜红大印的告示，黄纸黑字写着“抗日胜利，国家重建……”，贴满了城门楼子、村口的土墙和南北大庙斑驳的山门。
告示上列的税例，比日本人在时多了一倍还不止。
人头税按老少算，纳粮税按人头收，就连家里养的鸡、院里种的菜，都得折算成铜板上交。税吏带着兵丁挨家挨户催缴，门板拍得震天响。
夏三爷家那二亩薄田，遭战祸摧残后本就没打多少糜子，如今天天被强征，剩下的哪够一家老小嚼用？
夏张氏坐月子想喝口红糖水催催奶水，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这天后晌，税吏又带着两个兵丁来了。领头的姓郭，三角眼，撇着嘴踹开夏三爷家的院门，手里的鞭子往地上一抽：“三哥，欠的税该交了吧？”
夏三爷在村里城外的人缘儿好，这郭税吏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算是脸熟。
为了交差，郭税吏嘴上说得狠，却也不会太为难三爷。可靠着面子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三爷咬咬牙，让他们把院里那只正下蛋的老母鸡逮了去。
老母鸡扑腾着翅膀咯咯叫，夏张氏在屋里听见动静，急得要往起爬，被德昇死死拉住，哭着喊娘。
鸡被抓走时，还掉了两根鸡毛在门槛上。夏张氏看着那两根鸡毛，眼泪顺着眼角往枕头上淌，混着炕席的霉味，涩得人心里发堵。
她想起刚嫁过来那年，婆婆夏老太太还在世，秋收后总会蒸一大锅小米饭，拌着红糖给她吃，说“女人家就得补着”。可如今，别说红糖小米，连口热乎的高粱米汤都快喝不上了。
盘山县城城门楼上的青天白日旗，蓝白红三色在风里飘得有气无力，像面洗褪了色的旧布衫。可日子并没跟着旗子变鲜亮，反而像灶膛里快熄的火，一天比一天冷。
城里村外的人们私下里都苦着脸，用最恶毒的话咒骂：“这他娘的是刮地三尺啊！青天白日？我看是刮骨吸髓！这样下去，就差立个‘喘气税’了！”
日子像泡在黄连水里又冻成了冰坨子，又苦又硬，让人看不到一丝化开的希望。家家户户愁云惨雾，连狗都夹着尾巴，叫声有气无力。
夏张氏在炕上躺到第十天，终于能下地了。她裹着件打了三层补丁的棉袄，扶着墙走到院门口想晒晒太阳。远处的盘山县城像头卧着的老黄牛，目力所及的北大庙隐约露出一角飞檐，灰扑扑的在薄雾里若隐若现。
“德麟爹，米缸是不是见底了？”夏张氏的声音比棉花还轻，怕惊了孩子，也怕惊了自己。
夏三爷蹲在门槛上，半晌才闷闷地说：“明天我就回北大庙，老住持化缘回来了，菠菜地也该收了。别担心，总会有办法的。”
在这片令人绝望的灰暗里，北大庙那褪了色的朱红围墙和悠扬的晨钟暮鼓，成了夏三爷心中唯一的避风港。
老住持用他那套祖传的、旁人看来玄乎的法子：艾草熏灼特定穴位，熬煮气味古怪的草药汤剂，再配上低沉的梵音诵念，竟真把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