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每窑砖的数量、耗煤量，字迹工整得像砖缝排列的纹路。
“这……”他捏着那张盖着红手印的推选表，指腹摩挲着村民们歪歪扭扭的签名，心里像压了块刚出窑的红砖，沉甸甸的。
傍晚时分，盘山农场的场长兼主任韩庆年骑着旧自行车，来找德麟。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人民服，裤脚沾着泥点，显然是从村里一路骑过来的。
“德麟，”他拍着德麟的肩膀，手掌的力度比往常重了些，“你是省里都挂号的人，都知道你的本事，可这生产队的担子......”
德麟见他欲言又止，憨厚地笑了，眼角的纹路里还沾着窑灰：“韩场长，我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
他知道韩庆年的顾虑，砖厂刚步入正轨，正是需要主心骨的时候，可生产队刚刚改制，百废待兴，更离不开能挑大梁的人。
韩庆年看着他被烟火熏成深褐色的脸颊，突然松了口气，又有些愧疚。
那年冬天砖厂缺煤，是德麟带着人去一百多公里的抚顺煤矿拉煤，用的是砖厂自己的拖拉机。回来时冻得嘴唇发紫，却笑着说“砖不能停”。
这样的人，无论把他放在哪里，都能生根发芽。
砖厂的事刚交割完，更大的浪头打来了。 大跃进的风带着特殊的热度吹遍了全国。
广播匣子里天天喊着“超英赶美”，大炼钢铁的口号贴满了盘山城的墙壁。
城里竖起一座座小高炉，像雨后冒出的毒蘑菇。
年轻人揣着进城当工人的梦想涌向城里。他们挤在卡车后斗里，唱着歌往城里涌。
德麟却卷着铺盖从场部，住进了夏家大队的队部。
夏家大队的青壮年走了大半，连村小学的教书先生都辞职，去了农场里的钢铁厂。
德麟站在村口，看着那些曾经一起掏鸟窝、滚铁环的伙伴，如今穿着劳动布工装，胸口别着搪瓷厂徽，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夜里，他躺在队部冰凉的土炕上，听窗外北风卷着铁哨般的尖啸。
炕桌上摊着一本账簿，算盘珠子被他拨得噼啪响，可数字总对不上。缺人，缺劳力，更缺能写会算的人。
站在队部的门口，望着空荡荡的晒谷场，德麟的心里像被秋风吹过的田野，空落落的。
生产队要记账、要统计工分、要核算粮食产量，没有个懂文墨的人可不行。
他在煤油灯下翻着通讯录，手指停在“德昇”两个字上。
弟弟德昇高小毕业，考上了技校，念了两年半。又考上了鞍山钢铁学院，去年“学生变工人”，被下放到黑龙江的农场，算算日子，已经快两年没回家了。
德麟立刻铺开信纸，给德昇写信叫他回来。
信写了改，改了又写，直到窗纸泛起鱼肚白才封好。他在信里没说自己的难处，只说“弟：见字如晤。如今大队缺会计，盼你归来。兄不才，愿与你并肩。——兄德麟。”
信投进邮筒那天，德麟在村口站了半晌。他的心里七上八下的，怕村里的老老少少吃不上高粱米饭，又怕耽误了弟弟的前程。
日子在掰着指头的等待中流逝。每天收工后，德麟总要绕到村口的老槐树下，望着通往县城的土路尽头。
队里的账越来越乱，有社员开始嘀咕：“没个正经会计，这日子咋过？”
他听着这些话，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自己趴在炕桌上，一笔一笔计算，核对，煤油灯一亮就又亮到天明。
第二十天傍晚，德麟刚把最后一头牛赶进牛棚，就听见村口传来孩子们的叫嚷：“德昇哥回来啦！”
他心里一紧，抄起搭在墙上的草帽就往村口跑。
夕阳把土路染成金红色，远处两个身影正慢慢走近。
走在前面的是德昇，蓝布褂子洗得发白，帆布包沉甸甸地挂在肩上。晒黑的脸上带着风尘，看见他时，眼睛亮了亮，脚步也加快了些。
而跟在德昇身后的，竟是老父亲夏三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