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大瘸子屁股。只听“啪”的一声，冯大瘸子像截烂木头似的栽倒在地上，杀猪刀飞出去老远，刀尖戳进土里，嗡嗡直颤。
三爷不再废话，弯腰扛起半扇驴肉，大步往外走。
冯大瘸子趴在地上，吐出一口血沫子，含糊不清地骂：“夏老三，你等着……”
三爷头也不回：“我等着。等你学会站着说话。”
回村的路上，夏四爷终于不哭了。他抱着驴头，一步一趔趄，像抱着个巨大的罪证。
三爷扛着驴肉，步子稳得像丈量过。
四爷忽然开口：“三哥，你说……冯大瘸子会不会去告官？”
三爷笑了：“告啥？告我打他？还是告我抢他偷的驴？”
四爷想了想，也笑了，露出缺了门牙的豁口。他笑起来像个孩子，眼泪却挂在睫毛上，成了水珠子。
回到家，桂珍听说表舅被打，特意过来给三爷赔不是：“三叔，我表舅那人……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三爷摆摆手：“桂珍，你是好孩子，别多想了，你表舅是好是坏他自己带着，和你没关系！”
桂珍搓搓手：“我知道他偷驴理亏。我就是……怕他闹到大队去，影响不好。”
三爷盯着桂珍看了半晌，忽然问：“桂珍呐，你记不记得你娘活着的时候，最常说啥？”
桂珍愣住。他娘死得早，记忆模糊，只记得娘总哼一首小调：“人活脸，树活皮……”
三爷点点头：“你娘要是活着，今天站在这儿，也会说：‘打得好。’”
桂珍低头不语。三爷拍拍她的肩：“桂珍呐，人穷志不穷，到啥时候也不应该偷，不应该抢，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桂珍点了点头。
夏张氏从外屋里进来，递给他一碗热姜汤：“你又得罪人。”
三爷接过碗，抿一口，辣得眯起眼：“得罪人总比得罪良心轻。”
过了些时候，张百贵家的媳妇和闺女回来了。他闺女穿着新缝的棉袄，带着银锁在田埂上追蝴蝶。那是三爷找到红眼队的人，要回来的。
四爷家买了头新驴，毛色比二黑还亮，四爷给它取名“三白”。
冯大瘸子的腿瘸得更厉害了，见了三爷就绕道走。有人说他夜里磨刀，说要报仇；也有人说他连刀都拿不稳了，因为一看见枣木棒子就哆嗦。
只有夏三爷，还是老样子。每天天不亮就下地，日头西斜才回来。
灾荒年终于过去了。
夏张氏从屋里出来，把一件新坎肩披在夏三爷的肩上：“老头子，看啥呢？”
三爷吐出一口烟，烟雾在夕阳里散开，像一句轻得几乎听不见的话：“看理儿。看它能站多久。”
腊月底，来了工作队。
领头的姓陈，是县里派下来的工作组长，四十上下年纪，说话带着点文绉绉的腔调，眼神却像锥子，能把人看透。
工作队一来，就扎进了大队部。没两天，村子里就起了风。风里夹着碎冰碴子，刮得人脸生疼，也刮来了各种消息。
有人说工作队是来分救济粮的，有人说要搞“四清”，查账目，查干部，也有人说，是来整那些“破坏分子”、“地富反坏”的。
冯大瘸子的腰杆，似乎一夜之间就直溜了不少。他那条瘸腿，仿佛成了某种功勋章。
他拄着根新削的枣木拐棍。那棍子油亮得刺眼，有意无意地总在三爷家院门外那条小路上蹭过，发出“笃、笃、笃”的声响，像是在敲打着一面无声的鼓。
他不再绕道走，反而时常凑到工作队住的院子附近，跟那些年轻的工作队员递烟、搭话，眼神瞟着三爷家的方向，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冷笑。
夏张氏的心，像被吊在井口的水桶，七上八下。她给三爷缝补旧棉袄，针脚都比往日密实了许多。
“老头子，”她低声道，声音压得几乎听不见，“那冯老五……怕是去工作队那儿告状了。他那张嘴，死人都能说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