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兵有诛”，对于临战懈怠、轻佻等行为都要处以斩首之刑。这种刑罚的严苛程度超过了《孙子兵法》中的相关规定。
所谓恩威并施，不仅强调“夫勤劳之师，将必先己”，即将领需身先士卒，在酷暑时不张盖遮阳，严寒时不重裘保暖，以身作则，以“德”收心，还需形成一套“刑德相养，逆顺有次”的治理体系。
在战争观念上，反对迷信“天官时日”（星象占卜），主张“刑以伐之，德以守之”，即通过刑罚来讨伐敌人，用德行来守卫自己。同时，高度重视情报与敌情分析，如“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先料敌之心，然后图之”，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务实的战争观。
此外，对于军队编制、营垒部署与警戒制度也有着详细的规定。例如，“中军、左、右、前、后军，皆有分地，各守其地，不得相奸”，明确各军的职责范围，避免相互干扰。同时，利用“垒道”“行垣”“天罗”（障碍物）等构建起严密的防御体系。甚至在军队管理方面，要求“吏啬夫（基层军官）任事，士啬夫任教”，将法家“明职定责”的思想深深植入其中，确保军队的高效运作和管理。
它不仅是一部将法家“法、术、势”全面融入兵法的着作，而且其影响深远，后世的秦代“军功爵制”以及宋代《武经总要》的军制规范，都受到了它“明法审令”思想的深刻影响。
与《商君书》相比，《尉缭子》有着独特的侧重点。《商君书》主要强调“农战”，而《尉缭子》则更注重“以兵辅政”。它明确提出“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将战争视为推行法家治国理念的有力工具，这种观点相较于单纯强调“农战”，无疑更具战略高度。
《尉缭子》与《孙子兵法》也有所不同。《孙子兵法》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强调谋略的至上性；而《尉缭子》则更重视“实力决胜”。它认为“王国富民，霸国富士，危国富大夫”，也就是说，只有国家和民众都富足，才能够支撑长期的战争。这一观点对汉代晁错的“移民实边”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明代小说《东周列国志》将尉缭描绘成鬼谷子的弟子，在帮助秦国统一六国后“挂冠而去”，这一情节为尉缭增添了浓厚的道家隐士色彩。然而，实际上在历史资料中并没有关于尉缭归隐的记载，他的结局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团。
《尉缭子》这部兵书详细地论述了统率军队、整训士卒、健全军法、告诫将领以及安民、胜敌的各种权术与谋略，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它不仅体现了“兵形势家”的思想，还反映了法家思想对战国兵书的渗透与影响。
可以说，《尉缭子》和尉缭本人都代表了战国兵学的一种“法家转向”。《尉缭子》通过“法治”来重新构建军事体系，而尉缭则将法家的治国理念注入到战争实践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军合一”思想。
第五部《六韬》。
作者姜尚，生活在约前1156年至前1017年之间，他的姓氏为姜，名字叫做尚，字子牙，也被称为吕尚，这是因为他的封地是“吕”。姜尚是商末周初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根据《史记·齐太公世家》的记载，姜尚在早年生活非常贫困，他曾经从事过屠夫和商贩等职业。然而，他并没有被困境所打倒，而是在渭水之滨以垂钓的方式结识了周文王。这次相遇改变了姜尚的人生轨迹，他被周文王尊为“太师”，成为了文王的重要谋士。
在辅佐文王期间，姜尚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智慧。他帮助文王推行“修德以倾商政”的政策，通过提升自身的品德修养来削弱商朝的统治。同时，他还精心制定了“翦商”战略，为周王朝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武王继位后，姜尚继续担任重要职务，担任“师”，也就是军队的统帅。在着名的牧野之战中，姜尚率领周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击溃了商纣的军队，为周灭商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场战役的胜利，不仅标志着商朝的灭亡，也开启了周朝的新纪元。
由于姜尚的卓越贡献，他被封于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