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从这开始。
林逸伟蹲在自家门口的水泥台阶上，脊背佝偻，像一张被岁月压弯的弓。
他手里攥着一瓶廉价白酒，瓶身贴着褪色的标签，写着“老白干”，瓶口锈迹斑斑，像是被无数只粗糙的手拧过。他仰头灌了一口，辛辣的液体顺着喉咙一路灼烧而下，胃里像被火燎过，可心头的寒意却丝毫未减。
天色已晚，城郊的风裹挟着尘土与远处工地的粉尘，吹得院中堆积的杂物哗啦作响。几只野猫在破塑料桶间翻找食物，发出刺耳的嘶叫。他家这栋两层小楼，是父母留下的老宅，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砖墙斑驳，水泥剥落，屋顶瓦片残缺，几处用油毡纸勉强遮盖，每逢下雨，屋内便滴滴答答，接水的盆罐摆了一地。
院门口，堆满了废弃的脚手架、破旧的塑料桶、生锈的钢筋和一袋袋未处理的垃圾。他做包工头，这些材料本想留着下次工程用，可一拖再拖，竟成了“杂物山”。铁管横七竖八地戳向天空，像一排排锈蚀的矛；塑料袋被风吹起，缠在枯死的石榴树上，像招魂的幡。
“爸，我饿……”五岁的儿子小林从屋里探出头，小脸蜡黄，眼窝深陷。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卡通T恤，袖口磨出了毛边。
林逸伟心如刀绞。他摸了摸口袋，空空如也。妻子王秀兰在厨房翻着米缸，缸壁上结着薄薄一层霉，她用勺子刮了又刮，只舀出半碗陈米，米粒泛黄，散发着淡淡的霉味。
“再等等，妈给你煮粥。”她声音沙哑，眼圈发黑，手指因常年浸泡在洗涤剂中而干裂脱皮。
林逸伟闭上眼，三天前的场景又浮现在眼前。
他接了个市政绿化工程，合同金额八百万，需垫资两百万。他东拼西凑，借遍亲戚，甚至抵押了妻子的金项链和耳环，才凑齐启动资金。工程进展顺利，挖土、铺管、种树，一切按计划进行。眼看就要完工，甲方却以“材料不合格”“手续不全”“工程质量有瑕疵”为由，迟迟不拨款。
年关将至，二十多个农民工堵在他家门口，举着欠条，怒吼：“林老板！给钱！家里老娘等着救命钱！孩子学费等着交！”
林逸伟跪在地上，额头磕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他声音颤抖：“兄弟们，再宽限几天，甲方马上就打款！我林逸伟对天发誓，绝不赖账！”
可没人信他。工头老李啐了一口：“你发誓有个屁用！我老婆住院，等钱做手术！今天不给钱，我就睡你家门口！”
林逸伟只能把妻子最后的积蓄——给孩子存的奶粉钱和压岁钱——全拿出来，勉强发了部分工资。工人们骂骂咧咧地走了，留下一地烟头和碎纸，还有墙上用红漆喷的“老赖还钱”四个大字。
他成了“骗子”“老赖”。亲戚朋友避他如瘟疫，电话不接，微信拉黑。他走在街上，总觉得背后有指指点点。
妻子王秀兰原本是个温顺的家庭主妇，整日围着锅台转，对丈夫的事业漠不关心。如今，她看着空荡的米缸和孩子饥饿的眼神，第一次感到绝望。
“逸伟，这日子……没法过了。”她夜里哭着说，声音压抑，像从地底传来。
林逸伟没说话。他只知道，如果再拿不到钱，他只能去跳河。他甚至已经踩着河堤的碎石，走到水边，看着漆黑的河水，想着跳下去，一了百了。
这天午后，阳光惨白，照在杂物堆上，反射出刺眼的光。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晃悠到他家门口。
乞丐五十多岁，胡子拉碴，头发纠结成团，像顶着一团枯草。他背着个破麻袋，手里拄着根从工地捡来的木棍。他盯着林逸伟家的院子，眉头紧锁，眼神锐利，不像是个流浪汉。
“大哥，行行好，给口饭吃吧。”乞丐声音沙哑，却带着一种奇特的节奏感。
林逸伟正烦着，本想赶人，可看乞丐骨瘦如柴，脸上沟壑纵横，心软了半分，便从厨房端了碗剩饭——半碗冷粥，几片咸菜。
乞丐狼吞虎咽吃完，连碗底的米粒都舔得干干净净。他放下碗，突然抬头，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