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普林斯顿。
曹赛文终于抵达美国，正值深秋。
枫叶如火，校园静谧，古老的哥特式建筑在夕阳下泛着金光。他站在宿舍窗前，望着异国的天空，心中既兴奋又茫然。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学术殿堂，可远离故土的孤独感，如潮水般涌来。
初时，他每周给家里打电话。电话那头，母亲目地莲的声音颤抖而温暖：“赛文，吃饭了吗？天冷了，加衣服啊。”父亲曹丁丁则在旁插话：“儿子，好好学！别给咱中国人丢脸！”他听着，眼眶发热，仿佛能看见家中那棵桂花树，闻到油条的香气。
可渐渐地，电话少了。
从每周一次，到每月一次，到一年几次。通话时间也越来越短，多是“我很好”“别担心”“忙”几个字。目地莲开始失眠，整夜盯着墙上的日历，计算儿子上次来电的日子。
2005年，曹赛文发来一封邮件，简短而冰冷：
“父母：
为方便科研，学到高精尖技术，我已加入美国国籍。
请理解。
赛文。”
曹丁丁怒摔电话，冲进院子，一拳砸向桂花树，指节流血：“美国人？他还是不是我儿子？养了十八年，供他读书，就换来个‘外国人’？”
目地莲沉默。她坐在桂花树下，手中攥着那封打印的邮件，纸页被泪水浸湿。她想起目地穴的话：“十八岁后，报恩结束。”她喃喃：“难道……真的到了尽头？”
又一年，曹赛文结婚。
新娘是华裔博士，家境优渥，毕业于斯坦福。婚礼在旧金山举行，豪华酒店，宾客数百。但他们没通知父母。直到半年后，一位远房亲戚从美国回来，才透露此事。
曹丁丁当场昏厥，送医抢救。医生说：“血压太高，再这样下去，会中风。”他躺在床上，眼神空洞，不再说话。油条摊从此由亲戚代管，生意日渐冷清。
这一年，目地莲突发脑梗。
那夜，暴雨倾盆，雷声轰鸣。她突然头痛欲裂，倒在地上，口角歪斜，言语不清。曹丁丁颤抖着拨通越洋电话，接线员说：“您拨打的号码已停机。”他又打给远方亲戚，辗转联系上赛文的同事，对方说：“他出差了，最近很忙，联系不上。”
她在医院躺了七天，半边身子瘫痪，最想见的，是儿子。
她躺在病床上，望着天花板，嘴唇微动，却发不出声。曹丁丁握着她的手，老泪纵横：“赛文啊，你妈快不行了，你回来一眼吧……”
直到三年后，他们才从一位回国探亲的留学生口中得知：曹赛文已在硅谷买了豪宅，年薪百万，育有三子，生活优渥，基本不与华人联系。而且，他还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说：“我的根，在科学。不在父母！”
目地莲心如死灰。她不再问电话，不再看日历。她每日坐在院中，对着儿子幼时的照片发呆。照片上的孩子，虎头虎脑，笑容灿烂，手里攥着那袋钢丝袋。她摸着照片，喃喃：“我儿，你真的忘了我们？忘了你带来的金子？忘了你来报恩的命？”
曹丁丁也老了。头发全白，背驼得像虾米。油条摊前冷清，他常坐在门口小凳上，望着天边发呆。街坊劝他：“丁丁，别等了，孩子有出息，是好事。”他摇头：“我养了十八年，供他读书，不是为了一张美国护照。我是为——一个家。”
他们以为，儿子再不会回来。那棵桂花树，也因无人照料，渐渐枯萎，只余几片黄叶，在风中摇曳。
十多年过去了，目地莲夫妇熬过了多少个想儿子的深夜。
这一天，电视新闻时间，画面中，
国家芯片研究院揭牌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红旗招展，礼乐庄严。一位华人科学家，身着深色中山装，站在主席台中央，用流利的中文发表演讲：
“今天，我们团队成功研发‘玄玑1号’芯片，性能超越国际主流产品30%，实现7纳米工艺自主可控。这，是献给祖国的礼物。”
台下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