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住，种一院的腊梅，”他指着画，声音很轻，“他总说‘婉性子急，怕是等不到梅花开满院了’，其实……我婶娘走得早，这些年都是他一个人守着念想。”
陈先生往坑里铺腐叶土时，指尖碰到块硬物，挖出来一看，是个小瓷片，上面画着朵完整的梅花，和日记里夹着的花瓣标本一模一样。“是婉娘的吧，”张婶用袖口擦了擦瓷片，“准是当年她在这儿喝茶，不小心打碎了杯子。”
种子埋进土里时，豆宝把银簪轻轻放在坑底，说：“这样婶娘就能陪着种子长大了。”赵铁柱往上面盖土，每盖一层，就用脚轻轻踩实，嘴里念叨着“长高点，再长高点”。西装男蹲在石头旁，把那支银簪的故事讲给豆宝听，讲他婶娘如何在梅树下教他写毛笔字，讲他叔如何在雪夜里，把她冻僵的手揣进自己怀里。
下山时，豆宝抱着布偶跑在前头，银簪的光透过树叶落在他背上，像只振翅的蝴蝶。陈先生忽然说：“等明年开春，这坡上说不定能冒出绿芽来。”西装男点点头，手里攥着那本日记，封面被风吹得轻轻响。
我回头望了眼那块兔子石，布偶端正地坐在上面，红布扣在风里摇晃，像颗跳动的红心。陶罐空了，却好像盛满了东西——是没说出口的牵挂，是藏在时光里的约定，是隔着生死的惦念。
回到诊室时，发现案几上多了个白瓷瓶，里面插着枝刚折的野菊。陈先生说，是西装男留下的，他要回城了，说等腊梅开花时再来。我拿起那枝野菊，忽然觉得，有些告别不是结束，是另一种开始，就像埋下的种子，总要熬过寒冬，才能在某一天，让整座山都浸在梅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