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然转运亦需耗费。只要我军紧守营垒，挫其锐气，待其粮草不济，士卒思归，或关中、陇右天时有变，则战机自现。此时出战，实非良机。”
朝堂之上，顿时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方主战，斥责司马懿怯战误国；一方主守，认为应当耐心等待时机。双方引经据典，争论不休，将洛阳朝堂变成了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曹叡听着双方的争论，只觉得心烦意乱。他内心渴望立刻雪耻，但蒋济、卫臻等人分析的利害关系，又让他不得不冷静思考。肩头的伤口似乎在隐隐提醒他贸然出击的后果。
最终，他强压下心中的烦躁和不满，沉声道：“传朕旨意！”
殿内顿时安静下来。
“责成司马懿，务必将蜀军阻于渭水之南，不得使其北进一步！另……问询其，固守之策，需持续到何时？军中士气，又当如何维系？令其详细奏报！”
这封由中书省草拟、加盖皇帝玺印的诏书，带着洛阳朝堂的纷争与皇帝压抑的怒火，被快马送往关中前线。
……
北原，魏军大都督府。
司马懿恭敬地接过了皇帝的诏书。他逐字逐句地阅读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那言辞中的责问与不满，与他毫无关系。
读完诏书，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走到案前，铺开绢布，开始撰写回表。他的笔迹沉稳有力，措辞极其恭谨，逻辑却缜密如铁，滴水不漏。
“臣懿顿首谨奏：伏奉陛下严旨，责臣以怠战之咎，臣惶恐无地，战栗待罪……”
开篇先是极尽谦卑地请罪，承认自己未能主动出击，有负圣恩。
随即，话锋一转，开始详细陈述不能出战的理由，每一句都紧扣之前的“渭水秋操”和现实困境：
“然，蜀寇之势，非比往昔。诸葛亮得陇西三郡，根基已固，非无源之水；其军中所仗元戎连弩，射程远超寻常，密集如雨，我军仰攻，伤亡必重；白毦兵悍勇绝伦，甲坚刀利，突击难当；更有新式霹雳炮，声若雷霆，石弹如斗，摧枯拉朽，实难正面缨其锋……此皆非臣虚饰怯战，实乃敌势如此，不得不察也。”
他将蜀军的优势一一罗列，描绘得如同铜墙铁壁，意在让皇帝和朝中诸公明白，非是他不愿战，而是敌我力量对比已然发生变化，硬拼只是送死。
接着，他阐述自己的战略意图：
“臣之愚见，诸葛亮、陈到皆当世奇才，用兵持重如山，正欲诱我出战，以求野战决胜。我军前番受挫，士气未复，陛下龙体亦需静养，此诚不可与之争锋之时。故臣深沟高垒，避其锐气，乃万全之策。”
然后，他抛出了自己的核心论据，也是他坚持“龟缩”策略的底气所在：
“夫战，勇气也，亦天时也。蜀军虽暂逞其强，然其悬军深入，转运维艰，陇西新附，人心未完全归附。只要我军紧守营垒，挫其锐气，待其师老兵疲，粮秣或有不及之时，又或关中、陇右突降严冬大雪，阻断其道，乃至其内部生隙……凡此天时人事之变，皆我可乘之机！彼时再挥师进击，方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此时贸然求战，非但不能破敌，恐反堕其彀中，损兵折将，动摇国本，此臣所以日夜忧惧，不敢轻举妄动者也！”
最后，他再次恳切地表明心迹：
“臣受国厚恩，委以方面之任，岂敢惜身畏战，辜负陛下？然为将者，当审时度势，以社稷为重。望陛下明鉴万里，稍宽期限，容臣持重待机。一旦有变，臣必亲冒矢石，为陛下荡平西寇，虽肝脑涂地，亦在所不辞！”
表章写好，司马懿仔细封缄，命快马即刻送往洛阳。
他站在帐外，望着南岸方向，目光幽深。他知道，这封表章未必能完全消除皇帝和朝中主战派的不满，但至少能将压力暂时顶回去。他需要时间，时间不仅能消磨蜀军的锐气和粮草，也能让他在北原更加稳固地掌控这支军队，更能让洛阳朝堂上的某些人，更加清晰地认识到，除了他司马懿，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