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有人关注到1990年代末农村女性在教育选择中面临的“生存优先”困境——比如家庭经济压力下，女孩必须优先承担“挣钱养家”的责任；比如“进厂务工”成为当时农村女孩的“主流出路”，教育被视为“不切实际的选择”。
“1997年的电子厂招工潮，对农村女性教育是一次冲击。”林晚星在笔记本上写道，“那时村里流传着‘进厂一年盖瓦房，读书三年没指望’的说法，很多父母觉得，让女孩去电子厂挣钱，比让她们读书更‘划算’。我当年就是在这样的观念下被迫辍学，每天在流水线上贴电阻，从早上八点干到晚上十点，手指被烙铁烫得全是疤，却连一本课外书都不敢买——因为父亲会催着我寄钱回家，说‘读书没用，挣钱才是正经事’。”她把自己在电子厂的工作日记、寄钱的汇款单存根都找了出来，作为论文的实物佐证，还特意标注了1997年电子厂的工资水平、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情况，让文字更具时代感和说服力。
为了让研究更全面，林晚星决定回老家一趟，采访1990年代末和她有相似经历的女性，收集更多一手案例。4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她坐了三个小时的高铁，再转两小时的大巴，终于回到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小村庄。
村口的泥土路早已铺成水泥道，当年的电子厂招工广告牌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乡村振兴·教育先行”的标语。树下坐着几位晒太阳的老人，看到林晚星，纷纷围了过来：“晚星回来啦！听说你在深圳当老师，还读了大学，真有出息！”“你可是咱们村第一个从电子厂走出来读大学的女孩，当年你爸还说你‘不听话’，现在提起你，嘴都合不拢呢！”
林晚星笑着和老人们聊天，心里却有些酸涩——她知道，自己的“出息”背后，是无数个在电子厂宿舍偷偷看书的深夜，是1998年偷偷报名成人高考时的忐忑，而更多像招娣姐一样的女孩，早已被流水线的岁月磨平了梦想。她找到当年和她一起进电子厂的王丽，王丽在电子厂干了十年，后来嫁给了同厂的工人，现在在村里开了个小卖部。坐在王丽家的小卖部里，看着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零食，王丽叹了口气：“1997年我跟你一起进厂的时候，才十五岁，每天贴电容贴到手指发麻，晚上躺在宿舍里，就想‘要是能继续读书就好了’。可我妈总说‘女孩子嫁个好人家才是正经事’，后来我怀了孩子，就彻底放弃了读书的念头。现在我姑娘上初中了，我天天跟她说‘别像妈妈一样，一定要考去市里读高中’。”
林晚星把王丽的话认真记在笔记本上，又问起招娣姐的情况。王丽说：“招娣在电子厂干到2005年，后来回老家嫁了人，现在在县城开了个服装店。去年同学聚会，她还说呢，当年要是能继续读书，说不定也能像你一样当老师。她现在把女儿送到市里最好的私立学校，每年花好几万，说就算砸锅卖铁，也要让女儿读好书。”
那天下午，林晚星还采访了村里的老支书。老支书回忆起1997年的情况，无奈地说：“那时候村里穷，很多家庭供不起两个孩子读书，大多会让女孩辍学。电子厂来招工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想让女孩去，觉得能挣钱补贴家用。晚星啊，你当年偷偷从电子厂跑回去读书，村里好多人都不理解，说你‘傻’，现在看来，是你走对了路。”
回到深圳后，林晚星把收集到的案例和自己1997年的经历整理成文字，融入到毕业论文里。她在论文中写道：“1990年代末的农村女性教育困境，是经济贫困、传统观念、社会潮流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当‘进厂务工’成为农村女孩的‘生存选择’，教育便成了奢侈品。但从自身经历和采访案例中可以看出，困境并非不可突破——个体对教育的渴望、对命运的抗争，以及后来社会对农村女性教育重视程度的提升，都能成为突围的力量。”
在撰写“突围路径”部分时，林晚星结合自己的经历，提出了三个具体建议：一是挖掘1990年代末以来农村女性教育的“个体抗争案例”，用真实故事打破“农村女孩只能进厂务工”的刻板印象；二是建立农村女性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