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深圳的秋老虎格外顽固，九月初的午后，阳光透过龙三中教师办公室的玻璃窗，在教案本上投下刺眼的光斑。林晚星刚把学生作文里“我要像小鸟一样飞”的“的”改成“地”，办公桌上那台老式拨号座机突然响了——“铃铃铃”的声音尖锐又急促，像一把钝刀，猝不及防划破了办公室里“沙沙”的书写声。
她握着红笔的手顿了顿，指尖下意识地收紧。这台座机除了学校通知和同事交接工作，几乎没有私人来电。她吸了口气，伸手拿起听筒，还没来得及说“您好”，一个既熟悉到刺骨，又陌生到发颤的声音就从听筒里冲了出来：“林晚星！你赶紧给我滚回来！你爸快不行了！医生说再晚一步，你就见不着他最后一面了！”
是母亲王秀兰的声音。
六年了，整整六年，林晚星以为自己早就把这个声音从记忆里剔除了。可此刻听到这声带着哭腔的嘶吼，她的心脏还是像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疼得瞬间屏住了呼吸，手里的红笔“啪嗒”掉在教案本上，红色的墨汁晕开，像一滴凝固在纸上的血。
“妈……”她的声音干得像被砂纸磨过，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我爸……他怎么了？”
“怎么了？还能怎么了！常年在工地扛钢筋，累垮了！”王秀兰的哭声突然放大，却听不出多少真心的悲痛，反而带着一种刻意的、催促式的尖锐，“昨天在工地突然晕倒，送医院一查，说是心脏要搭桥！要花五万块！五万啊！你弟朝阳刚谈了对象，彩礼还差三万没凑齐，家里哪有这么多钱？你在深圳当老师，不是能耐吗？不是挣得多吗？你赶紧回来！把钱带上！不然你爸要是走了，你就是个不孝女！你这辈子都别想心安！”
“钱”“彩礼”“不孝女”——这几个字像冰雹一样砸在林晚星的头上，让她瞬间从最初的慌乱中清醒过来。她看着教案本上那滴晕开的红墨，指尖悄悄掐进掌心，没接话，心里却把自己的收支算得清清楚楚。
她在深圳住了六年，一直是那个不足十平米的小单间——刚来时月租100块，逐年涨，现在也才200块，房东是个心软的老太太，知道她一个人不容易，从不多涨。水电更是省，每月固定50块出头，夏天再热也只开小风扇，冬天靠热水袋熬过去。生活费控制在500块以内，早餐是一块五的馒头豆浆，午餐在学校食堂吃八块钱的荤素套餐，晚餐要么煮面条，要么买块豆腐配米饭。当了老师后，每月还要花几十块买辅导资料和学生的小奖品，算下来，每月3000块工资，刚好能存下1500块。
大学毕业时攒的2万，加上当老师一年存的1万8，总共3万8——这是她在深圳熬了六年，抠了六年，攥在手里的全部家当。更不敢提江哲的真实情况：江哲是建筑工程管理专业毕业的工程师，经过一年努力，月薪已经涨到5000块，他父母还是退休干部，每人每月有8000块退休金，家境殷实。可王秀兰那见钱眼开的性子，要是知道这些，不仅会逼江哲拿高额彩礼，说不定还会缠上江哲父母要弟弟的彩礼钱。
“五万……这么多啊？”林晚星故意让声音带上为难，甚至掺了点哭腔，“妈，我哪有那么多钱？您也知道，我住的还是以前那个小单间，现在月租200，水电50，每个月吃饭都得省着花，顶多500块。当了老师后，还得给学生买资料、买奖品，一个月下来，3000块工资也就剩一千出头。我手里……最多只能凑出5000块，还是跟我对象借了点才凑齐的。”
“对象？你处对象了？”王秀兰的注意力果然被转移，声音里满是打探，“哪的人？做什么的？有钱吗？”
林晚星心里一紧，赶紧顺着早就编好的话说：“就是工地上搬砖的，跟我一样是东北来的，家里条件差得很，每个月就挣两千多，连自己都快养不活了，哪有钱啊？上次我感冒，还是他凑了两百块给我买的药。”她刻意把江哲说得“穷困潦倒”，就是怕母亲打他的主意。
果然，王秀兰的语气瞬间冷下来，满是嫌弃：“搬砖的？没出息！算了，先不管他，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