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春，深圳的雨总带着几分缠绵的暖意。清晨的公益组织办公室里，林晚星推开窗，木棉花的香气混着湿润的风涌进来，落在摊开的“乡村女童助学计划”档案上。桌角的保温杯里，菊花茶还冒着热气，杯壁贴着一张便签——是念念昨天画的小太阳，旁边歪歪扭扭写着“妈妈加油”。
“晚星，青川乡小学的反馈表到了！”李姐抱着一摞文件快步走进来，声音里藏不住笑意，“你快看小雅的成绩，语文89分，数学92分，全班第三！老师说她现在敢主动举手回答问题，还帮着成绩差的同学补功课呢！”
林晚星赶紧接过文件，指尖划过“小雅”的名字时，心里像被温水浸过。她想起去年第一次去青川乡小学的场景：土坯墙教室的最后一排，小雅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褂子，袖口磨出了毛边，手里攥着半截断铅，头埋得低低的。校长当时叹着气说：“这孩子聪明，就是家里难——爹在工地摔断了腿，娘要养三个娃，早就说等这学期结束，就让她跟表姐去广东电子厂打工。”
“太好了，没白费咱们这半年的功夫。”林晚星从抽屉里拿出红色水笔，在小雅的档案页画了颗五角星，又翻到总名单，数了数标注“长期资助”的名字，“加上小雅，咱们已经帮8个女生敲定长期助学金了，每个月500块，一直到她们读完高中，要是考上大学，还能申请追加资助。”
小陈抱着刚打印好的资助协议凑过来，兴奋地补充：“跟咱们合作的那家儿童用品公司，昨天又追加了8万赞助！还说要牵头搞个‘企业助学联盟’，以后说不定能帮到更多孩子！”
林晚星接过协议，指尖划过“助学专款专用”的条款，眼眶微微发热。她想起去年冬天推进项目时的难——有家长在电话里直接说“女孩子读书就是浪费钱”，挂了她十几次电话；有学校的老会计不会用电子表格，她和李姐隔着几百公里，一步步教他填资助信息；还有企业负责人拿着账本追问“钱怎么保证不被挪用”，她带着厚厚一沓监督方案，跑了三趟才说服对方。
“对了晚星，”李姐突然从包里摸出个牛皮纸信封，“这是小雅娘上周寄来的信，还有张孩子画的画，你快看看。”
信封里的信纸泛黄，字迹歪歪扭扭，还沾着几处泪痕：“林老师，谢谢您让小雅能继续读书。现在她每天放学先帮我喂猪，再趴在灶台边写作业，说以后要考大学，回来教村里的娃。前几天她表姐从电子厂回来，说厂里的活儿累，还总被老板骂，小雅就更坚定要读书了……”
信纸下面压着张彩色铅笔画：红色的教学楼前，扎马尾的小女孩举着书本，旁边矮个子的小人儿胸前别着“林老师”的牌子，天空上画着一轮金灿灿的太阳，旁边写着“小雅的梦想”。林晚星摩挲着画纸，突然想起自己15岁那年，也是这样把读书的梦想藏在心里，躲在柴房里对着烧焦的课本哭。
“下周咱们去趟青川乡吧？”林晚星抬头看向李姐，“看看小雅他们，再跟学校对接下学期的课程辅导，顺便把企业捐的文具和图书送过去。”
“我早想提了！”李姐立刻点头，“上次去的时候，孩子们围着问‘深圳的楼是不是比山还高’，咱们这次带点照片、视频，再给他们讲讲外面的世界。”
接下来的几天，办公室里像撒了把糖，人人都透着劲儿。小陈带着同事去文具店挑了铅笔、橡皮、笔记本，还特意选了带卡通图案的，说“孩子们肯定喜欢”；林晚星整理了8个受助女生的学习档案，把每个人的薄弱科目、进步点都标得清清楚楚；李姐则联系了合作企业，借了辆七座面包车，后备箱能装下满满当当的物资。
出发前一晚，林晚星回到家，推开门就看见客厅里堆着大包小包。江哲正给一个崭新的书包贴反光条，念念趴在旁边，把奥特曼贴纸往文具袋上粘：“妈妈！我要给小雅姐姐送书包，还要跟她一起玩奥特曼打怪兽！”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青川乡？”林晚星愣了愣，走过去帮江哲递剪刀。
“李姐跟我说的，”江哲笑着抬头，“我跟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