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御史、给事中，乃至部分翰林清流，纷纷出列附和。
“徐尚书所言极是！《论语》云，‘君子不器’。岂能终日与锱铢、机括为伍，此非治国平天下之道！”
“陛下！凌侍郎虽有小功，然其学如野火，若不加以遏制，恐焚毁我大明三百年之文教根基！”
“臣闻天工院学生，只知凌侍郎之《格物基础》，不读圣贤之《四书五经》，此等学子，他日若为官，岂知仁义廉耻？岂懂牧民之道？”
一时间，朝堂之上，“义利之辩”、“本末之辨”的古老命题被再次激活，形成一股强大的、要求遏制甚至取缔“格物”之学的声浪。矛头直指凌云和天工院，甚至隐隐波及到支持凌云的朱棣——若皇帝一味支持“奇技淫巧”，是否有成为“桀纣之君”的嫌疑？
压力空前。连一些原本中立的官员也开始动摇。
面对这铺天盖地的道德指控和文化围攻，凌云知道，任何技术层面的辩解都是苍白的。他必须从更高的层面，阐述“格物”的价值。
他深吸一口气，出列，并未直接反驳徐理，而是向朱棣深深一躬，然后转向群臣，声音清晰而沉稳：
“陛下，诸位大人。徐尚书忧国忧民，所言‘立国之本’，振聋发聩。然，下官有一愚问：何谓‘国本’？”
他环视众人，继续道：“是固守千年前的典籍文字，而对眼前百姓之饥馑、国家之积弱视而不见，谓之‘守本’？还是汲取圣贤之智慧，明晓万物之理，用以强兵富国，使百姓安居乐业，使外敌不敢觊觎，使大明江山永固，谓之‘失本’？”
他巧妙地将“守旧”与“误国”联系起来。
“徐尚书言‘重器轻道’。然，《易传》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本为一体两面，岂可截然分割？不明齿轮传动之理，如何悟得‘阴阳消长’之机？不晓万物材质之性，如何理解‘五行生克’之妙？下官以为，‘格物’并非‘轻道’，而是‘求道’之新途！是通过探究这世间万物运行之‘理’（器），去印证和丰富圣贤所言天地之‘道’！”
他将“格物”拔高到了“求道”的哲学层面，与理学的心性之学并立。
“至于‘四民之序’，”凌云语气转为激昂，“下官以为，序非固守，而在调和！士者，治国安邦；农者，固本培元；工者，利器善事；商者，通有无，均贫富。四民各安其位，各尽其能，国家方能兴盛！如今，‘格物’所致，并非要工匠凌驾于士子之上，而是要提升‘工’之效能，创造更多财富，滋养士、农、商！使农夫有更利之农具，使商贾有更广之销路，使士子有更富庶之国家可供治理！此非乱序，实乃强序！”
他提出了“强序”的概念，指出工业化不是破坏秩序，而是强化整个国家的秩序和实力。
“若固守旧序，面对北方鞑靼铁骑，我等是与之辩论《春秋》大义？还是以精钢火铳、坚固城防御之？若遇灾荒饥馑，是空谈‘仁政’口号？还是推广新式农具、兴修水利、引入高产作物以活民？此乃‘利’乎？‘义’乎？下官以为，能活民强国之‘利’，便是最大的‘义’！”
最后，他再次面向朱棣，掷地有声：“陛下！守成易，开创难！臣与天工院所做一切，非为标新立异，乃是为我大明开创一条前所未有的强盛之路！此路或伴荆棘，然其终点，必是煌煌盛世，远超汉唐！若因畏惧非议而裹足不前，臣恐……后世史书，会笑我辈无能，坐失良机！”
这一番长篇大论，融合了哲学思辨、现实需求和宏大愿景，既回应了道德指控，又描绘了令人向往的未来。朝堂之上一时寂静。许多官员陷入沉思。
朱棣高坐龙椅，目光深邃。他欣赏凌云的胆识和口才，更欣赏其话语中描绘的“煌煌盛世”。作为靠武力夺取天下的帝王，他内心深处对纯粹的文治并非毫无保留，对能带来实质性强国的力量有着本能的渴望。
“好了。”朱棣终于开口，声音平淡却带着决断，“徐爱卿所虑，乃老成谋国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