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副省长参加的“全省数据资源共享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设在省改委。
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例会，听取进度，裁决争议。
对于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或拖延推诿的单位，由省政府督查室进行督办问责。
同时，江辰指导项目组调整工作方法：一是制定更清晰、更具操作性的数据共享责任清单和标准规范，减少模糊地带；二是设立“数据共享负面清单”
，明确哪些数据不能共享，清单之外的原则上都应共享，扭转“能不共享就不共享”
的思维；三是建立激励机制，对共享数据质量高、应用效果好的单位给予表彰和项目支持；四是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协助一些技术能力弱的单位完成数据治理工作。
高压推动和精细化操作双管齐下，平台的协调僵局开始被打破。
虽然过程依然艰辛，但毕竟有了强有力的顶层协调和清晰的工作路径。
“数据平台”
的案例，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框架落实进入深层阶段后的普遍困境。
随后，在推动“跨区域生态补偿市场”
、“全省统一要素交易平台”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
等涉及多方利益的改革事项时，类似的“协调成本”
问题都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
降低“协调成本”
，不能仅靠一事一议的临时协调，必须从制度层面寻求系统性解决方案。
他指示专班，开始研究如何优化省级层面的跨部门协同机制，如何明确部门在重大改革中的权责利边界，如何建立有效的争议仲裁和激励约束机制。
这是一项比推进具体项目更为基础、也更为艰巨的制度建设任务。
框架的宏伟蓝图，最终需要通过克服这日常的、细微的“协调成本”
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