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卿同志，鬼子在华北搞‘铁壁合围’，我们的根据地被分割得很厉害。总部要求我们团分散活动，以营连为单位打游击。重武器带不走，急需一批适合小部队机动作战、又能打碉堡的家伙。”王团长指着刚刚下线的一批简化版火箭筒，“这东西好！就是数量还太少，而且，能不能再想法子弄得更轻便点？或者，有没有啥土办法，能起到类似的效果？”
罗云净看着王团长殷切而信任的目光，沉吟片刻，脑中飞快地闪过各种技术可能性。“给我点时间，我和同志们想想办法。”
送走王团长，他立刻召集骨干开会。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要满足这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需求，考验的是极致的创造力和对现有条件的深刻理解。
几天后，一种被罗云净命名为“飞雷”的简易武器设计方案被拿了出来。其原理类似于大型的掷弹筒，利用炸药包的抛射来摧毁工事。结构极其简单，主要材料就是汽油桶和坚固的木架，制造容易，可以就地取材。虽然精度差、射程近，但威力巨大，尤其适合夜袭和近距离攻坚。
当第一个“飞雷”试制成功，并将远处一个模拟碉堡炸得粉碎时，整个兵工厂都沸腾了。这是一种属于人民战争的智慧，是在极端困境下逼出来的生存与战斗之道。
“太好了！云卿同志！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王团长试用后，欣喜若狂，“这东西，咱们各个民兵队都能造！鬼子汉奸的炮楼，以后别想睡安稳觉了！”
罗云净看着王团长和战士们兴奋的脸庞，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知道，这种“土武器”或许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它将在广袤的敌后战场，燃起无数点星星之火。
消息通过内部的战情通报，也间接地传到了渝州。当肖玉卿看到简报上关于“边区军民创造多种土法制胜武器，有效打击日伪”的描述时，他几乎能想象出，那个清瘦而专注的身影，在窑洞的灯火下，是如何殚精竭虑地画出那些充满奇思妙想的草图。
他轻轻摩挲着怀表，冰冷的金属外壳下，仿佛能感受到远方那颗炽热心跳动的节奏。他的云净，没有辜负那片土地和人民的期望，正在用他的方式，一点一点地改变着战争的天平。
时间进入民国三十三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曙光已然显现。欧洲战场，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苏军一路西进，势如破竹。太平洋战场，美军跳岛战术节节胜利，兵锋直指日本本土。
在中国，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也在同步上演。国民党统治区，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军事溃败，民生困苦到了极点；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虽然同样艰苦，却在一次次反“扫荡”、反“清乡”的斗争中愈发壮大，呈现出勃勃生机。
这种鲜明的对比，不仅国内有识之士看得清楚，连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观察家们也注意到了。关于中国未来命运的思考与争论，开始在更广泛的层面展开。
肖玉卿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他指示周明远和苏景行，利用点验组接触面广的优势，有选择地将一些反映国民党统治区黑暗面（如贪污腐败、役政苛虐、通货膨胀）的真实案例，通过非正式渠道，透露给那些对国民党感到失望、开始同情中共的美国外交官和记者。
“我们要做的，不是夸大其词，而是呈现事实。”肖玉卿对两人强调，“真相本身，就是最有力的武器。”
与此同时，他加紧了与那些对现状不满、有心寻找出路的国民党内开明人士、地方实力派将领的秘密接触。他不直接策反，而是以“探讨国是”、“共商抗战建国大业”为名，传递延安方面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描绘战后中国和平建设的美好蓝图。这些工作如同细密的春雨，悄无声息地侵蚀着蒋家王朝的统治根基。
而在延安，随着“四三式”火箭筒、“飞雷”等新式武器的陆续列装，以及常规武器产量和质量的稳步提升，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坚和野战能力得到了显着增强。罗云净的名字，虽然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