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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报告，分为三个部分。”陆远手持遥控笔，声音平稳，不带一丝波澜，“第一，‘大金融、大总部’模式的成本收益分析；第二，实体经济优先模式的增长瓶颈；第三，我们的第三条路。”
他没有直接反驳，而是将两种观点都纳入了自己的分析框架。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
屏幕切换，一张复杂的图表弹了出来。左边是纵轴，代表“财政收入”和“高端就业”，右边是另一根纵轴，代表“产业转移成本”和“社会风险指数”。而横轴，是时间。
图表上，有两条曲线。一条红色，代表常鸿方案中的“预期收益”，它陡峭上扬，非常诱人。而另一条蓝色曲线，则代表“隐藏成本”，它在初期平缓，但在某个时间节点后，同样急剧攀升，甚至超过了红色的收益曲线。
“常市长的方案中，预测十年后财政收入增长150%，这个数据，我相信是经过严谨测算的。”陆远的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回响，“但是，任何一个经济模型，都有它的‘代价函数’。”
他用遥控笔，点在了那条蓝色的曲线上。
“我们选取了国内三个已经实施类似战略的城市作为样本，对它们的产业结构变动、社会就业转移和政府隐性负债进行了数据建模。我们发现一个共同规律：当金融和地产业增加值，占到Gdp超过40%的时候，制造业的流失会呈现一个‘断崖式’的加速。每创造一个年薪五十万的金融岗位，背后，可能就意味着三个月薪五千的产业工人岗位流失到邻近的低成本城市。”
“这背后，是产业链的空心化，是城市税基的脆弱化，更是社会结构的断层。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个非常光鲜的‘面子’，但‘里子’，却可能被掏空了。金海区的教训，本质上就是‘里子’出了问题。”
他的话不重，却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切开了常鸿蓝图那华丽的外衣，露出了
常鸿的脸色，第一次发生了变化。他没想到，陆远竟然真的从纯粹的数据和模型角度，对他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解构。这些模型，他闻所未闻，但逻辑上却无懈可击。
“再看风险指数。”陆远的手指点向另一条曲线，“过度依赖总部经济和金融业，会让城市的经济命脉，被少数几个大型企业和外部资本市场牢牢掌控。总部的决策一变，我们的财政就感冒；华尔街一打喷嚏，我们的cbd可能就要下雨。这种系统性风险，不是我们一个地级市的金融监管体系能够轻易对冲的。”
他没有用“我担心”、“我认为”这样的主观词汇，他说的全是“数据显示”、“模型表明”。
我的ppt会说话。
它说的，是冰冷而残酷的现实。
接着，他切换到下一页。
“
屏幕上又出现一张图表，这次是关于传统制造业的投入产出比和环境承载力的。
“罗书记的担忧，完全正确。实体经济是根基。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星海市的传统制造业，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面临着土地、人力、环保三座大山的压力。如果我们只是固守现有模式，不做颠覆性的创新，那么我们的增长，很快就会碰到天花板。”
他同样用数据证明，单纯地守着实体经济的老路，也是死路一条。
会议室里，所有人都听得入了神。陆远的分析，像一台精密的仪器，将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都放在了同一个坐标系下进行称量，让所有人都清晰地看到了各自的优点和致命的缺陷。
市长杨建功脸上的轻松不见了，他眉头紧锁，身体微微前倾，似乎在重新评估着什么。
专职副书记罗正信则频频点头，陆远用数据验证了他的担忧，但又指出了他方案里的不足，让他心服口服。
而常鸿，他的脸色已经从最初的自信，变得凝重。他放在桌上的手，无意识地握成了拳。他发现，陆远根本没有和他进行路线之争，而是直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