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国”（经济上的、人口上的、甚至政治上的），世俗政权便会毫不犹豫地举起屠刀。这四次灭佛事件，间隔数百年，却惊人地重复着同一逻辑，绝非偶然，它深刻地揭示了中华帝国政治文化的一个核心特征：政主教从，皇权至上。
“会昌法难”，正是这一传统在最极致处的体现之一。它没有那么多的宗教激情辩论（如北周），也没有那么强烈的种族文化排斥（如北魏），它更像是一次冷静而残酷的“外科手术”，旨在切除帝国肌体上一个巨大的、危及生命的“经济肿瘤”。它的激烈程度和波及范围（包括其他外来宗教），因其发生在帝国的高效行政体系之下而显得格外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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