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基的兴奋感如同烈酒，初饮时辛辣刺激，但醉意退去后，留下的却是更深的空虚和更强烈的渴求。刘子业很快对日常政务感到了极度的厌倦。批阅奏章？尽是些枯燥无味的灾情、边患、赋税，聒噪不已。听大臣们争论？无非是党同伐异，争权夺利，虚伪至极。在他看来，这些所谓的“国家大事”，远不如折磨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得有趣，不如聆听绝望的哀嚎来得悦耳。
他需要更强烈、更持续的刺激来填补内心的空洞。于是，他开始了将整个南朝宋宫廷乃至建康城，变成他私人恐怖乐园的“创作”。他的暴行，不再是零星的火花，而是成了系统性的、蔓延的野火。
首要的目标，自然是那些他早已看不顺眼、且被视为潜在威胁的叔父们。他发明了一种名为“囚王宴”的变态游戏。时常在宫中设宴，却并非为了欢庆，而是将湘东王刘彧、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佑等几位年长的叔父召来，作为宴会上供他取乐的“活道具”。
刘彧体型肥胖，刘子业便赐他封号“猪王”，命令他像猪一样在地上爬行，用嘴去拱食槽里的馊水剩饭。宴会上，刘子业和近侍们则围在一旁，用木棍戳刺他肥硕的身体，哄笑着看他因疼痛和屈辱而扭曲的表情。“猪王，吃快些！莫非嫌朕赏的御膳不合口味？”刘子业斜倚在软榻上，一手端着金杯，一手随意地将果核扔向刘彧。刘彧不敢有丝毫反抗，只能强忍着呕吐的欲望，将那些污秽之物吞咽下去，心中滴血，脸上却还要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谢主隆恩。他知道，任何一丝不满的流露，都可能招致立毙当场的惨祸。
刘休仁被赐号“杀王”，并非因为他勇武，而是刘子业讥讽他性格犹疑，像待宰的羔羊。刘休佑则是“贼王”，寓意其貌不扬，行止鬼祟。宴会上，刘子业会强迫他们三人表演“猪狗斗”，即让“猪王”刘彧和被称为“狗王”的另一位宗室（如刘祎）相互撕打，而“杀王”和“贼王”则需在一旁鼓噪助威，场面荒诞而屈辱至极。
一次，刘彧因实在无法忍受馊水的恶臭，进食稍有迟疑。刘子业脸色骤变，厉声道：“猪王竟敢抗旨？看来是养得太肥，不知死活了！来人，把这头肥猪捆起来，朕要亲自给他‘去去膘’！”他命令侍卫将刘彧四肢捆住，用一根粗大的木杠抬到御厨的秤上，像称量牲畜一样称其体重。刘子业还煞有介事地对左右说：“今日猪重三百斤，待来日养到五百斤，便可宰杀犒赏三军了！” 刘休仁见状，吓得魂飞魄散，立刻跪地磕头如捣蒜，涕泪横流地为刘彧求情，说自己愿意代“猪王”受罚，甚至学狗叫来取悦皇帝。刘子业看着这位叔父如此卑躬屈膝，才终于转怒为喜，放过了刘彧。然而，这场闹剧在每一位亲王的心里，都刻下了无法磨灭的恐惧和仇恨。
但这些，还仅仅是“游戏”。真正的恐怖，来自于太宰、江夏王刘义恭的悲惨结局。刘义恭是刘裕之子，文帝之弟，论辈分是刘子业的叔祖，德高望重，是宗室领袖之一。他曾与其他大臣试图劝谏刘子业，虽言辞谨慎，但仍触怒了这位少年暴君。在刘子业看来，这位老王爷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对他权威的潜在挑战和无声的谴责。
永光元年（公元465年）秋冬之际，一个毫无征兆的夜晚，刘子业突然率禁军包围了刘义恭的府邸。罪名是莫须有的“谋反”。刘义恭及其子侄们尚未反应过来，便被如狼似虎的士兵拖出府门。刘子业亲临刑场，目睹了这场惨绝人寰的虐杀。他下令将刘义恭肢解——不是简单的斩首，而是残忍地截断四肢，剖开肠胃，让其在极度痛苦中慢慢死去。鲜血染红了刑场的地面，哀嚎声撕裂了建康的夜空。
这还不够。刘子业命令刽子手将刘义恭的眼球剜出，浸泡在事先准备好的蜂蜜罐子里。他盯着那在琥珀色蜜汁中沉浮的、曾经充满睿智和忧虑的眼球，脸上露出了满意而残忍的笑容。他得意地对身旁战栗不已的宠臣说：“此物可称‘鬼目粽’，如何？让这老鬼在蜜里也睁眼看着，这天下究竟是谁的天下！” 这种行径，已经超出了政治清洗的范畴，是彻头彻尾的变态宣泄，是对人伦底线的彻底践踏。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