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特有的、混合着棉絮、机油和煤烟的味道。街道上上下班的工人流明显增多，大多穿着各式各样的劳动布工作服，骑着自行车，汇成一股蓝色的洪流。
肖霄的目标很明确——那些拥有数千甚至上万职工的大型纺织厂。他首先选择了最有名的国棉十七厂。巨大的厂门气派非凡，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厂牌，旁边还有光荣榜和宣传栏。上下班时分，人流如织，女工居多，她们戴着白色的工作帽，说着笑着，脸上带着劳作后的疲惫和即将回家的轻松。
肖霄的心提了起来，目光像扫描仪一样，紧张地掠过每一个走出厂门的女工的脸庞，生怕错过那个刻骨铭心的身影。然而，直到人流渐渐稀疏，他也没有看到苏晨。他深吸一口气，走到门卫室窗口，递上一根“牡丹”烟，脸上挤出尽可能自然的笑容：“老师傅，打听个人。咱们厂里有没有一个叫苏晨的女同志？大概二十七八岁，原来家住闸北那边的。”
门卫是个老师傅，警惕地打量了他一下，接过烟别在耳朵上，摇摇头：“苏晨？没听说过。厂里上万号人，哪能都认识。你是她什么人？”
“哦，我是她以前的同学，从外地调回上海，老同学托我来看看她。”肖霄早已想好了说辞。
“同学啊……”老师傅摇摇头，“不好找。没具体车间班组名字，没法找。你去厂办问问看吧，不过估计也够呛，人家不一定给你查。”
肖霄道了谢，心里一沉。果然，大型工厂就像一个小社会，没有具体信息，想找一个人难如登天。他硬着头皮去了厂办，结果可想而知，被办事员以“保护职工隐私”为由客气地拒绝了。
他没有气馁。接着去了国棉十二厂、国棉九厂、第一毛纺厂、第二纺织机械厂……他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巡逻兵，穿梭在杨浦区灰蒙蒙的厂区之间。同样的程序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在上下班时守在厂门口瞪大眼睛搜寻，然后试图通过门卫或厂办打听，每次都无功而返。
有的门卫比较和善，会多聊几句，但也表示爱莫能助；有的则警惕性很高，盘问半天，最后不耐烦地挥手赶他走；厂办的工作人员更是公事公办，毫无通融余地。一天跑下来，腿都快跑断了，嘴皮子也磨干了，得到的只有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和“没这个人”、“不清楚”的回答。
夕阳西下，将工厂巨大的烟囱影子拉得很长。肖霄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站在又一家纺织厂——上海第十七漂染厂——的门口，看着最后一批下中班的女工说笑着走出厂门。她们的脸上带着倦意，但眼神明亮，互相讨论着食堂晚上的菜色或者家里的孩子。
一种巨大的疲惫和沮丧席卷了他。十几个厂子问下来，毫无进展。苏晨，你到底在哪里？难道那个消息是错的？或者……你用的根本不是本名？这个念头让他不寒而栗。
就在他心灰意冷，准备离开，明天再继续时，他的目光无意间扫过马路对面。第十七漂染厂斜对面，隔着一条不算宽的马路，是一家规模明显小很多的厂子，厂门有些陈旧，挂着的牌子是“上海红旗纺织配件厂”。看样子是个为各大纺织厂生产配件的小厂。
鬼使神差地，肖霄的脚步顿住了。大型厂都问过了，会不会……苏晨在这样不起眼的小厂里工作？毕竟，她返城后，没有顶替母亲岗位的话，安排工作可能会比较困难，进大厂不容易。
抱着最后一丝渺茫的希望，他穿过了马路，走向红旗配件厂的厂门。这家厂子管理似乎没那么严格，门卫室只有一个打着瞌睡的老头。下班的工人也不多，三三两两。
肖霄照例递上烟，重复了那句已经说了无数遍的问询：“老师傅，打听个人，厂里有没有一个叫苏晨的女同志？二十七八岁，原来闸北的。”
那老头睁开惺忪的睡眼，接过烟，嘟囔了一句：“苏晨？”他皱着眉头想了一下，似乎没什么印象，摇摇头，“没……”
肖霄的心沉到了谷底，最后一丝希望也即将破灭。
就在这时，旁边一个正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