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肖霄在刀光剑影的商海和诡谲人心间周旋、如同走钢丝般的日子不同，苏晨的生活，则像陷入了一个无形却坚韧的茧。这个茧由贫困、病弱、流言蜚语，以及陈国平那双无处不在、令人窒息的控制之手编织而成，将她紧紧包裹，日复一日，消耗着她本就所剩无几的精力和希望。
红旗纺织配件厂三车间的劳动强度很大。空气中常年弥漫着棉絮、机油和金属粉尘混合的怪异气味，几十台老旧的机床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永无休止。苏晨的工作是负责给纺机齿轮毛刺打磨抛光，需要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手持沉重的气动工具，忍受着剧烈的震动和噪音。这对她原本就虚弱的身体是极大的损耗。一天工作下来，常常是手臂酸麻得抬不起来，耳朵里嗡嗡作响，回到家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这份临时工，是陈国平“介绍”来的。她心里清楚，这既是施舍，也是枷锁。有了这份微薄的收入，她和晓梦才能勉强糊口，才能支付得起那间位于棚户区边缘、只有十平米、终年不见阳光的亭子间房租，才能偶尔给晓梦买点肉沫补充营养，才能在她自己实在撑不住生病时，有钱去买几片最便宜的药。这份工作是她和女儿活下去的基础，她不敢失去。
因此，她不得不忍受陈国平以此为借口，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她的生活里。他会准时在厂门口“接”她下班，有时会强行塞给她一些吃的用的，有时则会以“关心”为名，追问她一天的工作细节，旁敲侧击地打听她是否接触了什么人，听到了什么消息。她多数时候沉默以对，或者用最简短的词语应付过去，但那种被监视、被审视的感觉，无时无刻不像冰冷的藤蔓缠绕着她，让她透不过气。
车间里的女工们，大多朴实善良，但也不乏好奇和议论。对于苏晨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沉默寡言、容貌清秀却明显带着愁苦和病态的女人，以及那个经常开着小轿车来接她的、干部模样的男人，私下里少不了各种猜测。有的同情她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偶尔会帮她带一下重物；有的则在她背后指指点点，猜测着她和陈国平的关系，话语间带着鄙夷或暧昧的揣测。苏晨能感觉到那些目光和低语，但她无力也无意去解释什么，只是将头埋得更低，更加沉默地专注于手中的活计，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
下班铃声响起，对她而言并非解脱，而是另一种煎熬的开始。她磨蹭着，总是最后几个走出车间，希望能避开陈国平。但大多数时候，那辆黑色的上海牌轿车总会像幽灵一样，准时等在那里。
就像今天。她拖着疲惫的步伐走出厂门，一眼就看到了那辆熟悉的车，以及靠在车旁、穿着藏蓝色中山装、脸上带着志得意满笑容的陈国平。她的心猛地一沉，一种生理性的厌恶和无力感瞬间席卷全身。
“小晨，下班了？累了吧？快上车，我送你回去。”陈国平一如既往地走上前，语气亲昵得令人作呕，伸手就想接过她手里那个破旧的帆布包。
苏晨下意识地将包往身后藏了藏，避开他的手，低声道：“不用了，陈处长。我自己可以坐公交车回去。”
“哎，跟我还客气什么？顺路的事！”陈国平不由分说，拉开车门，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压力，“晓梦一个人在家等急了吧？赶紧的，别让孩子担心。”
他又一次，精准地捏住了她的软肋。晓梦。听到女儿的名字，苏晨所有的抗拒都化为了无力。她咬了咬苍白的下唇，最终还是在陈国平“满意”的目光中，屈辱地弯下腰，坐进了那辆让她感到无比压抑的车里。
车内弥漫着烟草和皮革混合的味道。陈国平坐在她身边，心情似乎很好，絮絮叨叨地说着一些单位里的趣事或者他又帮谁解决了什么困难，话语间无不炫耀着自己的能力和权势。苏晨偏头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一言不发，像一尊没有生命的木偶。只有紧紧攥着衣角、微微颤抖的手指，泄露着她内心的痛苦和挣扎。
她多希望公交车永远不要到站，或者这条路能一直开下去，没有尽头。她害怕回到那个狭小阴暗的亭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