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他们被纳入了新的体系，有了合法的身份，不再是随时可能被清算的“余孽”。一些识时务者开始努力表现，希望在新秩序中寻找立足之地。
蒙古人们对此政策普遍接受良好，他们本身的社会结构相对松散，废除贱籍对他们的冲击不大，反而觉得这明朝总督做事“讲规矩”。
洪承畴将原沈阳皇宫的一部分区域改造为“辽东丰饶行辕”，作为最高权力机构。
行辕下设农政、工政、民政、刑名、教化、卫生等诸司，官员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
一是洪承畴带来的明军文职军官和新政推行官，他们是核心骨干；
二是经过甄别、愿意合作的原辽东地区低级汉人官吏和知识分子，他们熟悉本地情况；
三是个别表现积极、被认可的蒙古通译和满人，用以沟通蒙情。
同时，推行“保甲连坐”与“丰饶互助”相结合的基层管理制度。
十户一甲，十甲一保，设甲长、保长，负责治安、赋税、传达政令。
但同时强调邻里互助，尤其在生产技术上，鼓励汉民帮助蒙、满新农户，并将其作为考核“保甲”是否称职的标准之一，旨在缓和民族矛盾，促进融合。
对于数量庞大的满洲降俘和原住民，洪承畴的策略是“分而治之，劳以化之”。
贵族与官员如济尔哈朗等，被集中居住在指定区域，行动受限，有专人看守。
他们被要求撰写回忆录，记述满洲历史 尤其是与明朝的交战史，并反思其“过错”。这既是一种精神上的驯服，也是为将来可能的历史编纂留下材料。
普通旗丁除了分得土地务农外，大量青壮年被组织起来，参与官道修缮、清理战争废墟等公共工程。
劳动强度大，但有基本的口粮保障。在劳动中，他们被混合编队，打破原有的旗属界限，并由新政推行官随时宣讲《新世三约》要义。
这种体力消耗与思想灌输的结合，极大地消耗了他们的精力，磨蚀着反抗意志。
洪承畴明确下令，鼓励甚至要求学习汉语、书写汉字。在沈阳设立“蒙学堂”，首批招收的除了汉民儿童，也有满洲和蒙古的孩童，从小进行语言和文化的熏陶。
在沈阳城中心，原有一处萨满祭祀的场所，被洪承畴下令彻底拆除。在其基础上，他亲自规划，动用俘获的工匠和劳力，兴建起辽东第一座“丰饶祠”。
祠庙风格古朴庄严，不尚奢华。正殿不立神像，只悬挂一幅巨大的、绣有稻穗交织图案的壁毯。
殿前广场立一石碑，正面以遒劲笔力镌刻“无私、利他、普惠”六个大字，是为丰饶之道的核心要义；
背面则铭文记述丰饶玄鹿如何助王师克复辽东、治愈伤患，以及洪督师如何依此道在盛京释俘虏、抚流民、平冤狱、兴百业的诸多事迹。
丰饶祠的建立，不仅是一个祭祀场所，更是一个政治象征和精神灯塔。
它宣告着旧有信仰的终结和以“丰饶”为核心的新秩序在精神领域的确立。
洪承畴鼓励百姓和官员们前来瞻仰，感受这方土地因丰饶而带来的生机。
站在新建成的丰饶祠前，洪承畴内心波澜起伏。他抚摸着石碑上冰冷的刻字，目光越过沈阳城的屋檐，望向远方。
他不再是那个困于松锦之败耻辱的蓟辽总督，也不再仅仅是侥幸获得仙缘的幸运儿。
他是这片土地事实上的主宰者，是丰饶的践行者。
“吾非洪亨九，亦非寻常督师。”他在心中默念。
“吾现在乃丰饶于此世之手脚，秩序重建之工匠。个人功业，已与这辽东新生之地、与仙师宏愿紧密相连。”
他对大明朝廷的忠诚，在获得超凡力量、尤其是亲眼目睹旧秩序在绝对力量面前的脆弱后，已经悄然变质。
他现在更倾向于向遥远的崇祯皇帝和朝廷展示一个既成事实：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