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日后，他们穿过潼关，进入了孙传庭控制的陕西地区。
一过潼关，气氛陡然一变。
这里的田野同样长满了“仙种”，庄稼长势不逊于河南，但田间地头的气氛却显得更为“有序”。
农夫们的劳作似乎更有章法，很少看到大规模集体劳作的喧嚣场面。
村庄的房屋也明显比河南那边齐整一些，不少看得出是旧有宅院修缮而成。
他们到达的第一个府城，给郑成功的印象尤为深刻。城墙高大坚固，明显经过精心维护。
城内街道宽阔，市面虽然算不上繁华，但商铺开业，行人往来，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平静感。官衙府库的建筑规整，门口守卫的士兵甲胄鲜明，纪律森严。
最让郑成功惊讶的是，他在城内看到了一座修缮一新的书院。信步走入，只见里面不仅有年轻的士子在诵读经书，还有更年轻的孩子在学习简单的算学和农桑知识。
讲授的内容，依旧是儒家经典为主干，但明显掺入了许多实用之学，以及对新政政策的解读。
一位老儒生模样的学正接待了他们，谈及孙传庭，言语间充满了敬重：
“孙督师乃朝廷栋梁，虽值此艰难时世，仍不忘兴教化、抚黎民。推行新政，亦讲究循序渐进，与地方士绅共商，力求平稳，不致引发太大动荡。”
郑成功注意到，书院所用的教材，是经过重新编订的，保留了“忠君爱国”的核心，但弱化了等级森严的礼教部分，强调了“民生为本”和“恪尽职守”。
离开书院，郑成功对云茹说：
“孙督师此处，气象果然不同。文教未废，秩序井然，似有中兴之象。”
云茹未置可否，只是道：“你可见此处百姓脸上，可有河南那边般的狂热与欣喜？”
郑成功一怔，仔细回想，确实如此。这里的百姓神情大多平和，甚至有些麻木，对于“仙师”和“李总督”的传闻，似乎远不如河南那边热衷。
他们更关心的是眼前的税赋是否减轻，今年的收成如何。一种稳定的、却缺乏激情的氛围笼罩着这里。
在接下来的行程中，郑成功主动去接触当地的底层官吏、军户甚至普通农民。
他渐渐发现，孙传庭的治理下，旧有的社会结构并未被彻底打破。许多士绅虽然交出了部分田产，但在地方事务中仍保有相当的影响力。新政的推行，更像是一种温和的改良，而非李自成那边的革命性颠覆。
“孙督师是怕步子太大，扯裂了这好不容易维持住的局面。”郑成功私下在笔记中写道。
“然则，旧弊未除根，如朽木筑基，恐非长久之计。且孙部将士，提及东面李部时，往往面露鄙夷与警惕，防李之心，甚于防外虏。”
他将这些观察和思考记录下来，时常向云茹请教。云茹很少直接给出答案，更多的是反问，引导他更深层次地思考矛盾的本质。
“你以为，李自成与孙传庭，孰优孰劣？”夜宿时，云茹突然问道。
郑成功沉思良久，方才谨慎回答：
“回仙师，李总督如烈酒，去腐生肌见效快，然性烈，恐伤元气；孙督师如温药，调和鼎鼐求平稳，然效缓，或养痈为患。二人所行，皆基于其性情与处境，难言绝对优劣。然其矛盾，恐非个人恩怨，实乃……治国理念与路径之争，加之资源地盘之限，内卷之势已成。”
云茹闻言，眼中闪过一丝赞许：“你能见于此，甚好。理念与利益交织，便是这世间最难解之结。”
就在他们结束对孙传庭辖区的巡视，准备前往西安府前夕，两匹快马带着紧急军报，几乎同时从不同方向驰入他们落脚的驿站。
一封来自李自成驻地，是牛金星亲笔所书，语气激烈，控诉孙传庭部将无理阻挠其下属在边界地带安置流民，并派兵越界挑衅，打伤数名新政吏员，“恳请仙师主持公道，严惩孙部跋扈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