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不满）。
于是，一场大逮捕展开，李膺、杜密、陈寔、范滂等二百多名“党人”被捕下狱。
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在狱中，党人们展现了惊人的气节。
李膺在受审时，故意将许多宦官子弟牵扯进来，审讯官怕引火烧身，不敢深究。
外戚窦武等人也上书力谏。
最终，桓帝在次年（167年）释放了党人，但将他们终身禁锢，即永不录用为官。
清流在政治上遭到了沉重打击，但他们的声望却因这次迫害而达到顶峰。
公元168年，汉桓帝去世，汉灵帝刘宏即位，年仅十二岁。
窦太后（桓帝皇后）临朝，其父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共同辅政。
这似乎是清流士大夫拨乱反正的绝佳时机。
陈蕃和窦武密谋铲除宦官集团，他们罗列了曹节、王甫等大宦官的罪状，准备奏请窦太后将其一网打尽。
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优柔寡断和机密泄露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九月，宦官曹节等人发动政变，挟持了汉灵帝和窦太后，以皇帝名义下诏逮捕窦武。
窦武率兵抵抗失败，自杀。
时年已七十多岁的陈蕃，闻讯后率领属官和学生八十余人，拔刀突入承明门，高呼“大将军忠以卫国，黄门反逆，何云窦氏不道邪？”
最终寡不敌众，被俘杀害。
“三君”的陨落，标志着清流士大夫通过合法手段从内部革新政治的努力彻底失败。
宦官集团赢得了这场宫廷政变的胜利，随之而来的是更加疯狂和残酷的报复。
169年，宦官侯览指使人诬告张俭（“八及”之一）与同乡结党谋反。
借此由头，大宦官曹节趁机怂恿灵帝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党人的大清洗。
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这一次，手段更为酷烈。
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被下狱处死。
所有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只要有官职的，全部免官禁锢，牵连者达六七百人。
全国上下，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面对死亡，党人们展现出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以身殉道的悲壮与从容。
? 李膺：在第二次党祸中，有人劝他逃走。
他说：“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
主动赴狱而死。
? 范滂：更是感人至深。
他主动投案，与母亲诀别。
其母深明大义，说：“汝今得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
范滂跪受教，再拜而辞。
路旁行人闻之，莫不流涕。
这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通过《后汉书》的记载，深深烙印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里。
他们或许在政治上失败了，但在道义上，他们赢得了千秋万世的敬仰。
党锢之祸前后持续二十余年，直到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朝廷为了团结一切力量，才不得已解除党锢。
但此时，帝国的根基已被彻底蛀空，清流的力量也元气大伤。
“党人”的悲剧，是理想主义在绝对权力和黑暗现实面前的悲剧。
他们试图用儒家的道德准则去对抗一个已经彻底体制化的腐败系统，无异于以卵击石。
然而，他们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失败的政治抗争。
1. 塑造了士大夫的精神品格：“清流”的风骨，成为后世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腾。
每当王朝末世、奸佞当道时，总会有人以李膺、陈蕃、范滂为榜样，挺身而出，抗争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