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砚清的归心，如同在巾帼学堂这潭新蓄的水中投下一块巨石，激起的涟漪深远而持久。他不要束修、只求温饱的执教师愿，不仅解决了学堂师资匮乏的燃眉之急，其本身“秀才公”的身份，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悄然化解了许多屯民心中“女子读书无用”的坚冰。连秀才老爷都肯来教咱们的丫头片子，这书，看来是真能读的！
报名入学的女童（甚至还有几个胆大或家境特别困难的男童）渐渐多了起来，昔日宗祠改建的学堂里，终于响起了朗朗书声。然而，新的问题随之浮现。周砚清满腔热忱，搬出了他烂熟于心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作为启蒙教材。可当他领着孩子们摇头晃脑地念着“人之初，性本善”时，台下的小脑袋们却大多眼神迷茫，呵欠连天。这些蕴含着深刻儒家伦理却远离泥土气息的文字，对于摸惯了泥土、看惯了庄稼的农家孩子而言，无异于天书，枯燥且毫无用处。
一次课间，周砚清看到几个女娃蹲在墙角，用树枝在地上画着歪歪扭扭的方块，争论着谁家分的田埂更直，谁量的粮堆更大，那种专注和鲜活，与课堂上的沉闷判若两人。他心中不由泛起一丝苦涩和困惑：自己满腹经纶，为何竟教不了这些聪明的孩子？圣人之言，为何在此地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他将这烦恼向赵小满倾吐。赵小满听后，并未直接评价，而是拿起一根树枝，也在土地上画了起来。她画了一个长方形的粮垛，标上长、宽、高的大致尺寸，然后问周砚清：“周先生，若这粮垛长三丈，宽一丈五，高八尺，请问能囤粮多少斛？（假设当时容量单位）”
周砚清一愣，他是秀才，算术并非强项，但基本的体积计算还是懂的。他凝神心算片刻，报出了一个数字。
赵小满点点头，又道：“若农社有如此粮垛十个，需分给一百户社员，每户按工分可得三斛五斗，余粮几何？若遇灾年，需留三成备荒，又可动支几何？”
这一连串的问题，将周砚清彻底问住了。这已远超简单算术，涉及比例、分配和实际决策。他面红耳赤，拱手道：“社长所问，皆实用之急，恕砚清愚钝，一时难以尽算。”
赵小满微微一笑，放下树枝，正色道：“周先生，非您愚钝，是所学者与所用者脱节矣。孩子们将来是要种田、算粮、持家的，她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性本善’，而是能帮她们量准田亩、算清工分、看懂契约的学问！圣人道理固然高深，但也得先让人吃饱饭、算清账，才有力气去琢磨，您说是不是？”
一语点醒梦中人！周砚清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是啊，学问若不能致用，与腐儒空谈何异？在这片土地上，最尊贵的道理，就是能让粮食增产、让分配公平的道理！
“社长所言极是！是砚清迂腐了！”他激动地说，“我们……我们何不自编教材？就编一本咱们农社、这些孩子们用得上的书！”
这个想法与赵小满不谋而合。一场静悄悄的“教材革命”就此拉开序幕。
赵小满、周砚清、王二婶（代表实践经验）、春兰（代表年轻一代的接受能力）组成了教材编纂小组。他们摒弃了《三字经》的体例和内容，决心编撰一本全新的蒙学读物，赵小满将其命名为《农算经》。
编纂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新旧的碰撞与融合。周砚清负责将数学知识系统化、条理化，但他引经据典的表述方式一次次被赵小满和王二婶否决。
“周先生，别说‘矩形田面积乃长乘宽之积’，你就说‘量一块长方形的地，怎么算它有几亩？拿步弓量出长和宽，各是多少步，相乘再按换算口诀来。’”王二婶拿着烧火棍在地上比划。
“对，例题也不能用‘今有物不知其数’，得用实实在在的。”春兰补充道，“比如：‘已知巾帼牛日耕三亩，农社有牛十五头，五百亩地需几日耕完？’”
周砚清从最初的窘迫，到后来渐渐沉浸在这种充满烟火气的创作中。他发现，将抽象的数学概念融入具体的农事场景，竟别有一番生动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