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日，整个济宁城内外，仿佛一架精密战争机器，高负荷地疯狂运转起来。
最繁忙、最核心之处，莫过于运河两岸。
自城南的南门桥起，向北，吞吐量巨大的大闸口桥，熙攘的草桥，运河拐弯处的会通桥，直至货物集散重地济阳台码头，连绵数里的河道两岸，此刻已然化作一片繁忙世界。
原本每日里帆樯如林、舟船如梭的漕船商队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一列列秩序井然、桅杆如林、帆樯蔽日的各色船只，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头。
这些船只大小不一，形态各异：既有官府标准的四百料、六百料漕舫，船体坚固，载重量大；也有专门用于运兵的战座船、巡沙船，舷侧留有射孔；更多的则是各家士绅商户贡献出的货船、客舫，甚至还有一些经过武备司工匠紧急增加防护板的民船、渔船。
这浩荡的船群，按照严格的编组、序列，首尾相接，泊在岸边。
岸上，同样繁忙异常。
数以万计的水手、船工、保障队民夫，以及轮换下来帮忙的新军将士，如工蚁般，将一袋袋粮食、一箱箱火药、一捆捆箭矢、一块块火炮部件、一箱箱铅弹、一摞摞棉被……从岸边仓库区中搬运出来，输送至各条船只底舱。
在这其中，以潘家潘时昇、唐家唐之蕃、孙家孙芳等为首的济宁本地士绅豪商领袖，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亲自带着家中最得力的管事、家丁，穿梭于各码头、仓库之间，与史可法、许文昌派来的官吏以及军中司马官协同指挥，清点物资，分配船只，调度人手。
这些士绅家族的商船、货栈、仓库，乃至自家的船工伙计，都毫无保留地贡献了出来。潘时昇甚至将自家最好的一艘大型楼船也献了出来，作为中军可能的指挥船。
在这种官民一体、上下同欲、众志成城的合力下，短短两日，集结的各类可用船只便已突破九百艘大关，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其效率之高，组织之严密，令久经沙场的黄得功、常延龄等都暗自咋舌，对太子殿下凝聚人心的手段佩服不已。
在这紧张有序的备战之外，一场迷惑北方窥探目光的“大戏”，也在史可法、赵啸天的统筹下，同步上演。
每日白昼，当时辰一到，约在巳时左右，便会有一支规模约在四五十艘的船队，从竹竿巷附近一个相对偏僻的码头启航。
这些船只多为较小的漕船或老旧客舫，吃水颇浅，但甲板上却“满载”着用稻草精心扎成、披着破旧衣衫的假人，远望去影影绰绰，似有不少人员。船舱里则堆放着沙石填充的假粮袋，有些麻袋甚至故意弄破，露出些许“粮粒”。
船上的水手们皆是兴漕帮中挑选出的机灵之辈，故意做出神色慌张模样，不时紧张回望济宁城，船帆上有意无意地露出一些来不及修补的破损处，桅杆上的旗帜也挂得歪歪斜斜……
这支船队毫不避讳地沿着运河南下，方向直指淮安。
沿途，自有安排好的“落魄文人”、“失意小吏”、“逃难商贾”在岸边茶棚、酒肆“偶遇”熟人，唉声叹气地散布消息：
济宁内部再次爆发激烈内讧！部分贪生怕死、主张南逃的官员，勾结军中部分将领，私下截留了大量粮草物资，裹挟兵丁家眷，正仓皇南逃，欲投奔南京另立门户。济宁城如今人心惶惶，眼看就要分崩离析。
与此同时，赵啸天统领的锦衣卫与兴漕帮庞大信息网络，也开足马力，将之前就已散布的“太子朱慈烺年少无知，沉湎酒色，不理政务，近日更因惊惧而病倒”、“济宁文武争权夺利，文武臣工矛盾公开化，几乎兵戎相见”等虚假消息，进一步添油加醋，编织得更加“真实可信”，细节丰富。
他们甚至通过特殊渠道，向北方“泄露”出几份伪造的、语焉不详的“内部密报”或“私人信件片段”，声称太子因惧于李自成大军威势，且无法掌控济宁局面，已秘密离开济宁，南下淮安乃至应天寻求庇护，留下一个烂摊子给济宁文武官员互相撕扯。
而城南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