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二能感受到吴敬中话语中那份深切的失望和愤懑。
但这正是他想要引导的方向。
党国在这国家危难的时候就这屌样，‘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面对前线战争物资紧缺、后方政府官员消遣娱乐的情形，当时一些媒体开始关注并加以报道。
1938年11月，《库务月报》刊载了一篇随笔文章，较早提到“吃紧”与“紧吃”的状况，指出“重庆如此，成都何尝不如此？……‘望乡台上还要贪吃’，真是要命！”1942年2月5日，《节储之友》刊载了一幅漫画，一名战士驻枪站立，凝视着饭桌上觥筹交错的政府官员。可见，战时“吃紧”情况下，官员“紧吃”的现象备受社会关注。
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物资匮乏，而后方的国党官员却奢侈享乐、贪污腐败。
打仗的穿草鞋、没冬衣、粮饷不济，还是浴血拼命。士兵衣食全缺，虽然规定每月仅仅可领二十四两米，就这，还总是被克扣，每月军饷可怜的四块大洋，有的发的是法币，如果是法币连买柴都不够。
再看国统区，孔祥熙和各部会长官很平常的一次吃喝聚会，花掉一百九十余银元，只是烟酒一项就花费五十元左右。其他的长官也是如此吃喝，却不知道前方战士是怎么生活的。
还有陈克文。行政院参事，孔的部下。
他自1935年起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等职长达13年之久。
全面抗战爆发后，陈克文随国民政府先迁武汉，后至重庆。仗打成这样，应该严重扰乱了普通人生活秩序，吃吃喝喝只有基本保障，甚至都没有。
但是扰陈克文的饭局日常消遣却照样开展。即使在抗日战争中后期，在大后方持续通货膨胀、物价不断上涨、民生愈加困难的情况下，陈克文的日常聚餐与应酬仍然应接不暇。
1937年底，陈克文随党国中枢内迁武汉，饮宴之风因大批政府官员的到来而变得更加火热。此时，陈克文有时甚至一晚赴约两地、应酬两次。
1938年8月，陈克文离汉赴渝，开始战时大后方生活，同样忙于出席各种宴会应酬。此后，日军不断对重庆进行轰炸，民众日夜奔波于跑警报、躲空袭、藏防空洞。但陈克文的日常应酬和娱乐活动仍较为频繁，经常“几个约会都碰在一个时候”。
在对陈克文日记中全面抗战时期的饭局频次进行量化统计后发现，1937年至1945年，陈克文的饭局共950次。
还有戴老板，抗战时期，戴笠常利用驼峰航线，从外国购买新式物品。
其实大多次的驼峰航运输，他都是为了满足第一夫人和那些皇亲国戚的私欲，但他戴笠也没少给自己购买。
戴笠在各大城市都有公馆，仅重庆一地就有别墅十处。戴笠出门必须自带厨师，以及足够两桌用的精美餐具。因为肠胃不好，他在吃饭前都要先喝一杯开胃酒。
戴笠酒量很大，一次能喝一两瓶白兰地或茅台酒。戴笠请客时，总是当众打开酒瓶，自己先喝上一大口，表示没有问题。如果一瓶酒没有喝完，以后就不会再喝，以防被人下毒。
那些中下层官员，更是有样学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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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些，龙二知道潜伏里面那个追求金条古董的吴敬中开始了。还好，吴敬中人品不变，只是看开了，捞钱也只捞汉奸的，原则性还是很强的。
龙二适时地接口，顺势说道：“大哥，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不能亏待自己。您在前方拼命，后方那些人却在享福，这世道本就不公。我们为什么不能为自己，也为跟着我们卖命的弟兄们，谋一条实在的活路，留一点安身立命的资本？”
他身体微微后靠，让自己的声音更清晰地传入背靠自己的吴敬中耳中，继续说：“李维恭把站里搞得山穷水尽，戴老板又催得紧。光靠‘财神’那条药品线零星接济，或者指望总部那点杯水车薪的拨款，别说三个月，就是三年也难恢复元气。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