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纺织厂帮忙，干了整整半个月，每天两万韩元，攒了三十万。之前放学也去便利店打工，每小时一千韩元，干了半个月，每天四小时，也攒了六万韩元。钱，我都好好收着了。” 她故意说出部分事实——将相对“正常”且收入明确的纺织厂和便利店工作暴露出来，以解释资金的初步来源，并试探家人的反应，同时巧妙地将今天更辛苦、但日结且不稳定的发传单工作归入“学习忘时”的范畴。
果然，朴贞子愣了一下，每天对她说的是去图书馆了，显然没想到银珠真的不声不响去打了工，而且听起来收入合计有三十六万韩元，这在这个普通家庭里绝不是个小数目。但她立刻找到了新的攻击点，语气充满了鄙夷和不屑：“纺织厂？便利店？那种地方是你能待的吗？都是些什么人混迹的地方！郑银珠，你就这么自甘堕落，非要去做这些下贱活计来丢郑家的脸？” 她关心的并非女儿的辛苦与付出，而是所谓的“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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