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便会逐渐放弃独立思考，沦为被动顺民。
在这种环境下，民众不敢谈论政治，不敢质疑不公，只能在天命的框架下苟且生存，人族的自主精神被彻底埋没。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民众主体意识的消解导致社会变革动力的丧失。
在人皇时代，人族的发展依赖于族群共同探索， 商王通过祭祀与民众共同感知天道，通过占卜与民众共同决策事务，这种共治模式使得社会变革能够基于族群的集体智慧。
而在君权神授的体系下，社会变革的动力完全来自王权，帝王若有革新之志，则可能推动制度进步；
帝王若沉迷于天命不可变，则社会只能停滞不前。
其根本原因正是君权神授带来的天命优越感 ，他们相信天道赋予的统治模式永恒不变，无需因外部变化而调整。
当民众失去主体意识，无法形成推动变革的集体力量，社会便会陷入路径依赖，难以突破旧制度的桎梏。
殷商时期的人皇传统，强调人神平等对话 ，人皇作为人族代表与神灵沟通，目的是为人族寻求发展智慧，而非祈求神灵的恩赐；
祭祀是人族尊重天道的体现，而非神灵控制人族的手段。
而君权神授的出现，彻底扭曲了这种人神关系，将人神平等转化为神权奴役，使得人族逐渐沦为神权与王权的双重附庸。
首先，君权神授将天道工具化，沦为王权统治的合法性外衣。
在殷商时期，天道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人族通过祭祀与占卜感知天道，目的是顺应规律而发展；
而在君权神授的框架下，天道被赋予了人格化的特征，其意志完全由帝王定义 ， 帝王的政令就是天道的指令，帝王的利益就是天道的诉求。
当天意成为王权的工具，人神关系便失去了平等对话的基础，人族不再是天道的合作伙伴，而是天意的统治对象，其发展只能依附于王权对天道的解读，失去了自主探索的空间。
其次，君权神授催生了神权迷信，阻碍了人族对客观规律的认知。
在人皇时代，人族对天道的探索是理性的， 人皇占卜天象，是为了判断人族行动是否符合自然规律，如农耕、战争的时机，而非祈求神灵保佑；
祭祀祖先神，是为了传承族群智慧，而非依赖祖先庇护。
而君权神授的理念，却将天道神秘化、迷信化，引导民众相信帝王的命运由天注定、人间的祸福由神掌控，从而忽视对客观规律的探索。
比如发生旱灾时，统治者往往会举行祈雨仪式，要求民众禁食、祈祷，而非组织人力兴修水利；
面对瘟疫，统治者则宣称是民众失德招致天谴，而非研究病因、寻找治疗方法。
这种神权迷信不仅延误了问题的解决，更阻碍了技术的发展，当民众相信一切皆由天命，便会失去探索自然、改造世界的动力，人族的自主创造力被严重压制。
更严重的是，人神关系的扭曲导致人族失去主体性地位，沦为神权与王权的附庸。
在殷商时期，人族是自身命运的掌控者 ， 人皇开拓疆土、发展生产，依靠的是人族的力量；
面对灾难，人族通过团结协作克服困难，而非依赖神灵。
而在君权神授的体系下，人族逐渐失去了自主掌控命运的信心，遇到困难时，民众首先想到的是祈求上天保佑、等待帝王拯救，而非通过自身努力解决问题；
面对不公时，民众往往认为是自己命不好、天意如此，而非奋起反抗、争取权益。
这么一来，若是在某一个时期，天灾频发，民不聊生，民众却大多选择等待明君降临，而非组织起来推翻暴政；
这种主体性丧失，使得人族在面对外部挑战时缺乏应对能力，在内部矛盾激化时缺乏变革勇气，最终导致文明发展的停滞与落后。
我们了将君权神授与人皇精神对比，不难发现：人皇时代的核心是人族自主，王权的合法性来自族群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