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府的夏日来得早，才入五月，空气便已黏湿闷热。
漕运总督衙门临时辟出的稽查公廨内，虽摆放了冰盆，却依旧驱不散那份压抑与燥热。
更重要的是，弥漫在稽查组核心成员之间的那种微妙张力，比天气更让人透不过气。
户部左侍郎王琼端坐主位，面前摊开着由李蕙签字画押的部分供状，眉头紧锁。
他并非对已取得的成果不满意，而是对下一步如何走，心生踌躇。李蕙的供词，如同一条毒藤，蜿蜒攀爬，已隐隐触及京中某些部院高官，甚至牵涉到几位镇守太监、乃至勋贵之家。
是就此打住，揪出淮安层面的主要蠹虫结案，还是顺藤摸瓜，直捣黄龙？这不仅是司法问题，更是政治抉择。
他王琼自命刚直闻名，不畏权贵，但也深知“水至清则无鱼”的官场现实，更明白若掀起滔天巨浪，能否掌控局面？是否会打乱皇帝陛下的全盘部署？
他想起离京前皇帝那深邃难测的眼神，以及那句“但查无妨，朕在宫中，自有分寸”，圣意究竟是要一查到底，还是适可而止？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林俊则显得“激进”许多。
他面色潮红，不知是因天气炎热还是内心激愤，指着供状上一处名字，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王部堂，证据链已然清晰！李蕙供出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赵德明，多次在漕船修造拨款中虚报价款，与其分润！此乃条大鱼，岂能因彼身在京师，便网开一面？当立即上奏，请旨锁拿赵德明到案质询！”他追求是律法的绝对公正，眼中揉不得沙子，认为既然开了头，就当除恶务尽，无论牵扯到谁。
在他看来，王琼的犹豫是对贪腐的妥协。
工部右侍郎李鐩则持重得多。
他轻轻摇着折扇，慢条斯理道：“林总宪稍安勿躁。赵德明乃工部实职郎中，非比寻常。仅凭李蕙一面之词，恐难定罪。况且，漕船修造涉及诸多工匠、物料，账目繁杂，需详加核验，方可定论。若贸然上奏，万一有疏漏，岂不被动？”
李鐩的考量更为实际。
工部与漕运关联极深，此案若扩大化，整个工部都可能被卷入风暴，他作为工部侍郎，难免受到波及。他内心深处，希望能将案件影响控制在淮安乃至漕运系统内部，避免蔓延至京中部衙。
这与他的部门利益和个人仕途休戚相关。
司礼监秉笔太监陈宽，依旧如影子般坐在角落，低眉顺目，仿佛对三人的争论充耳不闻。
但他那双看似昏花的老眼，却将每个人的神色、语气尽收眼底。他代表着宫里的眼睛，也代表着一种平衡的力量。他既不支持林俊的激进，也不完全赞同李鐩的保守。他深知皇爷派他来的用意——既要看到案子查得彻底，也要确保局面不至于失控。他在等待，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或者等待来自紫禁城的进一步指示。偶尔，他会端起已经微凉的茶盏，用杯盖轻轻拨动浮叶，那细微的瓷器碰撞声，在争论的间隙显得格外清晰。
“李侍郎此言差矣！”林俊对李鐩的“保守”颇为不满，“若事事皆求万全证据，则贪官污吏早已闻风销毁凭证，相互串供！就当趁其不备，雷霆出击！王部堂，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啊！”
王琼揉了揉眉心，感到一阵疲惫。这不仅是与漕运贪官斗，更是与官场积习、与各种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斗，甚至也是稽查组内部不同立场、不同诉求的碰撞。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烦躁，沉声道：“林总宪所言在理，李侍郎所虑亦非虚。然此案关系重大，供词所涉京官，品阶不低，不可不慎。依老夫之见，当下之急，乃是将在淮安涉案之员吏，罪证坐实，审理清楚，形成铁案。至于供出之京官…”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三人，“可先将相关证言、线索整理密奏，呈送陛下圣裁。
同时，我等继续深挖淮安本地之余孽，并核查与京官往来之书函、账目，寻找更多实证。如此，进退皆有余地。”
这是他权衡再三后的决定——不停止调查，但将皮球踢给皇帝，同时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