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中提到的明代中后期漕运“派兑”改革中展现的官、军、民（豪强）之间的复杂矛盾，在正德年间同样存在，甚至可能更为尖锐。
“是时候给文贵更多的支持和更明确的指示了。”朱厚照回到书案前，开始亲自起草给文贵的密谕。
在谕令中，他首先肯定了文贵在通州的功绩，然后明确指出，下一步的重点是 “稳中求进”。
“...江南乃财赋重地，亦为漕粮根本。卿此行，当以稳定漕运、保障征收为首要，避免激起大规模动荡。然，积弊亦不可不除。当择其害民最甚、民怨最深之处，如‘浮收’、‘包漕’，精准发力，查办几个典型，以儆效尤。可效仿通州之法，暗中搜集数据，建立新规，如定‘耗羡’上限，明折色之价，杜胥吏层层加码之口…”
他再次强调了数据和规则的重要性，要求文贵在调查过程中，注意收集江南各地真实的田亩、产量、漕粮征收标准、民间实际负担等数据，为未来可能的更深层次赋税改革做准备。
他甚至暗示，可以考虑在条件成熟时，在个别地区试点更为先进的“官收官兑”或改进的“漕粮折银”办法，以减少中间环节的盘剥。
同时，他也提醒文贵注意策略，“...可拉拢分化，争取江南士绅中尚有良知、支持朝廷整顿者。
对漕帮势力，亦需加以留意，若能引导其力于正道，或可减少漕运阻滞之扰…”
写完给文贵的密谕，朱厚照又给在西苑的王良下了一道指令，让他开始着手研究，如何将现有的、相对粗放的数据统计，逐步规范化和系统化，甚至可以考虑设计一套更简便的表格和报表格式，尝试在漕运、乃至未来的某些部门推广使用。
他知道，这或许是比抓几个贪官更能影响深远的事情。
处理完这些，朱厚照感到一阵精神上的疲惫，但眼神却愈发坚定。
漕运案就像他投下的一块问路石，激起了层层涟漪，也让他看清了前方的暗礁和险滩。
可他深知，自己推动的这个庞大帝国转向的过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但他已经找到了发力的方向，并且，不再孤独。
他有文贵、王琼、林俊这样的执行者，有西苑豹房里萌芽的新生力量，有后宫之中默默支持他的夏望舒…
改革之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