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春雨，缠绵而细腻，润泽着姑苏城外的万顷良田，也浸润着文贵日益开阔的思绪。
在初步稳住漕运整顿的局面后，他没有丝毫懈怠，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比运河更为广阔的世界——海洋。
这份洞察，一方面来自于他巡抚宣府时对边贸（尤其是与蒙古、女真部落的贸易）重要性的切身感受；另一方面，则源于他抵达江南后，对沿海州府的实地考察以及与一些敢于闯荡海商的私下交谈。
在松江府（今上海） 的黄埔江边，他看到了虽受朝廷海禁政策限制，却依旧顽强生存的民间海上贸易。那些造型奇特、远涉重洋的“番船”（主要是葡萄牙和东南亚商船），在官方默许的边缘，与当地豪商进行着隐秘的交易，运来晶莹的玻璃、艳丽的呢绒、奇巧的自鸣钟，以及越来越多、甚至开始影响大明银钱品相的海外白银；运走的，则是江南精美的丝绸、瓷器、茶叶。
在宁波府，他登上了废弃已久、但格局犹存的市舶司旧址。断壁残垣间，仿佛还能听到前朝这里“万国津梁”的喧嚣。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自永乐年后几经废立，如今早已名存实亡，官方朝贡贸易体系萎缩，但民间的私人海上贸易，却在严厉的海禁政策下，如同野草般蓬勃生长，滋生出无数沿海豪强、甚至与倭寇纠缠不清的武装海商集团。
“若能重开市舶，合法管理海外贸易，不仅可增加国库收入，以银钱吸纳缓解钱荒，更能借此掌控海疆，消弭倭患，将这股民间力量纳入朝廷管辖…”一个大胆的念头在文贵脑中越来越清晰。这与皇帝陛下之前偶尔流露出的、对“泰西诸国”和“海外利源”的关注，不谋而合。
他立刻伏案疾书，写就了一份极其详尽的《请开海禁、复市舶以充国用、靖海疆疏》。在奏疏中，他并没有空谈“怀柔远人”的大道理，而是完全从务实角度出发：
第一， 财政之利。 他引用了能收集到的、关于海外对中国商品需求及白银流入的零星数据（其中部分得益于西苑王良团队对沿海地方零星记载的整理），估算若重开市舶，合理征税，每年可为国库带来数十万两乃至更多的白银收入，极大地缓解目前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尤其可为边饷和未来可能的军事改革提供坚实支撑。
第二， 海防之需。 他指出，目前“海禁”实则禁而不止，反而使得朝廷无法从合法贸易中获利，也无法有效管理沿海船只和人员，导致走私猖獗，海盗与倭寇难以区分，海防成本高昂而效果不彰。若开放有限度的合法贸易，设立关卡，登记船只，发放“船引”（许可证），则能清晰区分良民与海盗，便于管理，并能利用税收收入加强水师建设，真正巩固海防。
第三， 民生之便。 他提到，东南沿海百姓，多地狭人稠，赖海为生者众。一味禁海，等于断绝其生计，迫使其铤而走险。有限度地开放贸易，能为沿海百姓提供合法的生计来源，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第四， 试点之策。 他深知此事关系重大，反对者必然众多。故建议采取极其稳妥的步骤：暂不全面废除海禁，而是选择地理位置相对偏僻、易于管控的福建月港（或广东屯门）一地，先行试点恢复市舶司，只允许持有“船引”的官方指定商人（可考虑吸纳部分有信誉的原有海商）与特定番邦（如葡萄牙、暹罗等）进行限定商品的贸易，并派驻户部、工部及内官监官员共同管理，严格征税和监督。待试点成功，积累经验后，再考虑是否逐步推广。
这份奏疏，数据与逻辑并重，雄心与谨慎共存，充分展现了文贵作为能吏的全局视野和务实风格。
他写好密奏，用火漆封好，以最快的渠道直送京师。
奏疏送入乾清宫时，朱厚照正在与坤宁宫悄然发生着变化。
或许是受外界变革气息的影响，或许是朱厚照有意的引导，夏望舒对宫墙之外的世界，生出了更多的好奇。
她不再仅仅满足于阅读《京报》，有时会在朱厚照来坤宁宫用膳时，轻声询问一些关于漕运、边关乃至海外风物的事情。
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