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遇吉的奏章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在兵部与户部之间激起了不大不小的涟漪。
兵部对于新军的战力自然是认可的，但对于那远超旧制卫所的维持费用，也只能徒呼奈何，将皮球踢给了户部。
户部则是一贯的哭穷，搬出历年亏空、各地灾伤、边镇欠饷等陈年旧账，结论便是“库帑空虚，实难支应”。
这份扯皮的结果，连同内阁“谨慎评议”的基调，最终化作一道不痛不痒的旨意传回京西大营：“新军耗费，着兵部、户部会同核议，务求妥帖。周遇吉当恪尽职守，依现有规制，勤加操练，不得懈怠。”
旨意传到时，周遇吉正在校场观看“参谋房”组织的一场小型战术推演。听完宣旨太监那毫无营养的官样文章，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谢恩领旨，随后便挥手让孙铁柱继续主持推演。
“参将，这……”孙铁柱看着周遇吉平静得有些过分的脸，欲言又止。
“意料之中。”周遇吉打断他，声音低沉，“陛下给了我们证明能力的机会，我们也抓住了。但想让朝廷心甘情愿掏出真金白银，光靠一场演练还不够。”
他目光扫过校场上那些挥汗如雨的士卒，以及参谋帐内那些埋头沙盘的年轻面孔，“既然朝廷暂时给不了更多的钱，那我们就用这些钱，练出更好的兵。告诉陈五，‘稽核处’的账目要更细，每一文钱都要花在刀刃上。告诉张秀才，推演要更贴近实战，把各种意外、各种困境都算进去！没有宽裕的补给，我们就练如何在劣势下求生、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
他的话语中没有抱怨，只有一种基于现实的冷静和一股不服输的韧劲。
他不再将希望完全寄托于上方的拨付，而是转向内部挖潜，将压力转化为锤炼极限战斗力的磨刀石。这种务实而坚韧的态度，悄然影响着整个大营。
与此同时，紫禁城内的博弈也在悄然升级。
杨廷和如今愈发倾向于皇帝这边，忠实地执行着皇帝的意图，开始在阁议中，有意识地为新军和“考成法”发声。
他不再空谈理念，而是引据周遇吉呈上的详细章程和数据，与刘健、李东阳等人逐条分析新军编练的步骤、耗费构成以及可能带来的国防效益。
“元辅，李公，”杨廷和将一份整理好的对比清单推向二人，“此乃兵部核验后提供的，京营旧卫所与‘勇字营’同等兵力下，岁耗之粗略对比。新军耗费确高，然其员额充实、兵甲精良、操练强度亦非旧军可比。若论实际战力，恐一营可当旧军数营之用。长远来看，究竟是养五营不堪用之兵耗费多，还是养一营可战之精兵耗费多？此中利弊，值得细究。”
刘健默然不语，只是反复看着那份清单。
李东阳则沉吟道：“介夫所言，不无道理。然凡事需虑及全局。若尽废卫所，改练新军，其间涉及百万军户安置、各地镇守失衡等诸多难题，非一朝一夕可解。”
“故而陛下之意，乃是先行试点，积累经验，并非骤然而废全功。”杨廷和顺势接话，“譬如这‘考成法’，于漕运已见其效，若能推及税赋、刑名，剔除冗员，激励贤能，或可于岁入上有所增益，以补新军之耗。”
他将军事改革与吏治、财政改革巧妙地联系起来，试图构建一个相互支撑的改革逻辑链。
这番努力，虽未能获得刘健、李东阳的全力支持，但至少将讨论引入了一个皇帝希望看到的更具体、更务实的层面，也让一些中间派官员开始真正思考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朝堂之下的暗流则更加汹涌。
刘瑾敏锐地察觉到皇帝对周遇吉和杨廷和的倚重，以及那隐隐指向“开海”的动向。他不能再坐视。
通过司礼监的渠道，他不动声色地开始在一些关键位置上安插更听命于自己的亲信，尤其是在涉及钱粮审计、物资调拨的部门。
同时，他也在暗中收集着与杨廷和关系密切的官员的黑料，以备不时之需。他就像一只潜伏在阴影中的蜘蛛，悄无声息地编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