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城的暗流与月港的应对，如同两股不断积蓄力量的云团，在东南上空碰撞、挤压，预示着暴风雨的来临。
而这场风暴，首先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露出了它的獠牙。
数日后的朝会上，一份由福建道监察御史呈递的奏疏，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掀起了轩然大波。
奏疏中，以“风闻”之名，弹劾漕运总督兼提督市舶司文贵“十大罪”，其中除了老生常谈的“擅权”、“苛敛”之外，最触目惊心的是两条：“私募水勇，形同藩镇”与“交结近侍，图谋不轨”。
前者直指文贵组建巡海民壮，将其与割据地方的藩镇相提并论；后者则隐晦地将文贵与顾云卿（锦衣卫）、王良（宦官）的紧密合作，描绘成内外勾结的险恶图景。
奏疏文笔犀利，引经据典，极具煽动性。
朝堂之上，顿时一片哗然。一些原本就对开海心存疑虑或与福建利益集团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员，纷纷出言附和，要求严查。保守派的气焰一时甚嚣尘上。
端坐于御座之上的梁正，面无表情地听着下方的争论，指尖在龙椅扶手上轻轻敲击。他等反对的声音充分宣泄后，才将目光投向一直沉默不语的首辅杨廷和。
“杨先生，对此事，你怎么看？”
杨廷和出列，神色平静，仿佛早已料到有此一遭。
他并未直接为文贵辩护，而是拱手道：“陛下，臣以为，治国当以实据为先，不可偏听风闻奏事。文贵在月港所为，无论是组建巡海力量，还是与锦衣卫、内官协作，皆是为了推行陛下钦定之开海国策，其目的、章程，皆有奏报可查。若仅以‘形同’、‘图谋’等臆测之词便定大臣之罪，恐寒了天下任事者之心。”
他顿了顿，继续道：“况且，据臣所知，月港市舶司开设不过数月，所收税银已远超往年福建一省商税，此乃实打实利于国用。至于所谓‘水勇’，其职责在于巡海缉私，剿灭海盗，保商路安宁，与藩镇私兵岂可同日而语？若因此等莫须有之罪名，便否定开海之效，惩办干事之臣，臣窃以为不可。”
杨廷和的话，有理有据，将攻击的重点从文贵个人拉回到了开海国策的利弊得失上，并点出了最核心的实绩——税收。
梁正微微颔首，不置可否，转而问向兵部尚书：“兵部可知，月港巡海民壮，规模几何？所用钱粮，从何而出？”
王敞早有准备，出列答道：“回陛下，据文贵奏报及兵部核验，月港巡海民壮，额定五百人，皆为招募沿海良民，其饷银、船只、军械，皆从市舶司税收中支应，并未耗费国帑一分一毫。其剿匪缉私，亦是奉旨行事。”
“哦？未耗国帑，却能保海疆安宁，增加税收。”梁正语气平淡，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如此看来，这文贵非但无过，反而有功了？”
他目光扫过那些刚才慷慨激昂的御史：“弹劾大臣，需持身以正，需证据确凿。风闻奏事，是尔等职权，但若仅凭臆测，捕风捉影，甚至受人指使，构陷干臣，朕……绝不轻饶！”
最后四个字，如同重锤，敲在每个人心上。
那些跳得最凶的御史，顿时脸色发白，噤若寒蝉。他们明白，陛下心中如明镜一般，这次弹劾，不仅未能动摇文贵，反而可能引火烧身。
朝会的结果迅速传开。皇帝的态度明确地传递出一个信号：开海国策不变，文贵依然圣眷正隆。
然而，政治的挫败，往往意味着其他层面更激烈的反扑。
就在朝会风波平息后不久，顾云卿接到了来自海盗内部眼线的紧急密报——“混海龙”陈国辉与“浪里蛟”张琏，这两个平日里摩擦不断的海上枭雄，竟然在官府的暗中撮合下，暂时放下了恩怨，达成了联手！他们集结了超过三十艘大小船只，近两千海盗，意图趁月港巡海力量尚未完全壮大之际，发动一次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目标直指月港码头和市舶司仓库，誓要将其夷为平地，抢掠一空！
“他们这是狗急跳墙了！”顾云卿将密报呈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