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难，就找张纸，把心里的话写下来——不用管字写得好不好，不用管有没有人看，不用管逻辑通不通，就只是把委屈、把疲惫、把想念都写下来，像她寄给编辑部这样。写出来，心里的堵就会少一点，像打开了一扇窗，能透进点光。信的末尾，他没有写自己的名字，没有写“主编一尘”，只画了个小小的太阳，用橙色的彩笔涂的，边缘涂得有些歪，却很亮，像在纸上种了颗小太阳，能暖着她的日子。
写完后，他拿着信纸读了一遍，读着读着，眼角有点湿。觉得还是不够，又在末尾加了一句：“如果你想找个人说话，随时可以给我写信，地址就是编辑部的地址，我会一直等着，会认真读每一个字，会慢慢给你回信。”然后把信仔细折好，折成方方正正的小块，装进一个新的白色信封里。没有写收件人名字，只在信封正面写了“致那个在楼梯间哭的护士朋友”，字写得很轻，却很认真。邮票贴得整整齐齐，不像来信那样歪歪扭扭，他对着光看了看，确保胶水粘牢了，才放心地捏在手里。
他拿着信出门，走到小区门口的邮局。绿色的邮筒立在晨光里，漆皮有些斑驳，却依旧透着踏实的安全感，像个藏着秘密的信箱，等着把心事送到远方。他轻轻拉开邮筒的投信口，把信封放进去，听着它“咚”的一声落进里面，心里忽然觉得踏实，像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比签下大额广告单还要满足。他站在邮筒旁看了一会儿，阳光落在绿色的铁皮上，泛着淡淡的光，好像连空气都变得温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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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他打开电脑，新建了一个文档，标题写着“诗歌小屋计划”。不是很复杂的方案，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商业的预算，只是一笔一划地写着自己的想法：想找个小房子，不用太大，在老城区就好，能容下五六个人；想摆几张旧椅子，放一张木桌子，墙上贴满大家写的诗和信；想定期组织人来，不用报名，不用收费，愿意来就来，想读诗就读诗，想写信就写信，想安静坐着就坐着；就只是一个能让人“喘口气”的地方，一个能让人说心里话的地方，一个能让人觉得“我这样也没关系”的地方。他写得很认真，字里行间透着期待，像在描绘一幅温暖的画，画里有阳光，有诗，有笑着的人。
下午的时候，他去了编辑部。办公室里已经有人了，小夏正在整理样刊，阿凯在调试相机，林姐坐在工位上看策划案，画面热闹又熟悉。他走过去，把“诗歌小屋计划”的文档递给林姐：“林姐，这是我想做的事，想跟你说说。”林姐接过去，认真地看了很久，没有说话，办公室里很静，只有打印机的轻微声响。然后她抬起头，眼里带着笑，说：“我支持你。其实我早就觉得，我们该做点不一样的事，不只是做那些‘爆款选题’，不只是谈‘消费美学’。我可以帮你联系公益组织，看看能不能申请点资金，不用太多，够租房子就行；找房子的事，我也能帮你问问朋友，老城区我熟，说不定能找到便宜又舒服的地方。”
团队里的人知道后，也都围了过来，没有一个人反对。实习生小夏眼睛亮晶晶的，拉着他的胳膊说：“尘哥，我周末可以来帮忙！我会画画，能给小屋的墙画点太阳、月亮，还有小花，让它看起来暖暖的！我还会折星星，能挂在天花板上，晚上开灯肯定好看！”负责摄影的阿凯拍了拍他的肩膀：“我可以免费给来的人拍照，记录他们读诗的样子，记录他们写的信，把这些故事整理出来，说不定还能做成小画册，给大家留作纪念。”负责排版的小雨也说：“我可以帮忙设计活动海报，不用太复杂，简单点，温暖点就好。”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原本只是一尘一个人的想法，慢慢变成了一群人的期待，像一颗种子，慢慢长成了小树苗，有了根，有了叶。
接下来的日子，一尘变得忙碌却充实，比改杂志专题时还要有劲儿。他和林姐一起跑公益组织，拿着计划文档跟负责人谈，说自己想做的事，说那些“喘不过气”的人的故事，负责人被他们的真诚打动，答应给一笔小额的公益资金；他和阿凯一起去老城区找房子，走了一条又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