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泛黄的纸页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他踮着脚放北岛的《履历》时，袖口滑了下来，露出手腕上一道浅浅的疤痕，像一条淡粉色的细线，藏在青筋之间。一尘知道那道疤的来历——去年冬天，诗社的暖气坏了，地下室里冷得像冰窖，阿哲从家里搬来煤炉，下楼时没踩稳，煤炉倾斜，滚烫的煤灰溅到了手腕上。他当时疼得龇牙咧嘴，却只是找了块干净的布裹住，笑着说“没事，小伤”，然后依旧蹲在书架前，一页页整理着奶奶留下的旧诗稿。
“上次有个穿白衬衫的大学生来躲雨，”阿哲一边放书一边说，声音里带着笑意，像在回忆一件很珍贵的事，“他进来的时候浑身都湿了，头发滴着水，手里还攥着本皱巴巴的论文。他翻了半天书架，拿起本《汪曾祺散文集》就蹲在角落读，读到‘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时，突然就哭了。眼泪落在书页上，晕开了字迹，他却浑然不觉，只是肩膀一抽一抽的。”阿哲顿了顿，把一本《顾城的诗》插进书架，声音轻了些：“他说在学校里总觉得自己像飘着的蒲公英，论文写不出，考研压力大，给家里打电话时，明明嗓子都哽咽了，却还要笑着说‘我很好’。可在这里读着诗，那些文字像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拍着他的背，心里的乱麻一下子就被理顺了。他说，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记得‘灯火可亲’这四个字。”
一尘靠在桌旁，看着阿哲忙碌的身影，听着书页翻动的“沙沙”声，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填得满满的，软乎乎的，像刚蒸好的。他想起刚接手诗社时的模样：地下室的墙皮掉了一块，露出里面的红砖，像一道没愈合的伤口；书架是奶奶传下来的旧木头的，四条腿都有些不稳，得用砖头垫着，才能勉强保持平衡；奶奶留下的几十本诗集，有的缺了页，有的被虫蛀了，纸页脆得像枯叶，他蹲在地上，用胶水一点点粘补，手指都被胶水粘得发僵，却依旧小心翼翼，怕弄坏了那些带着奶奶温度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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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诗社，冷清得像被世界遗忘的角落。偶尔有路人路过，探头往里看一眼，看到破旧的书架和泛黄的旧书，就摇摇头走开了。他每天都在想，要不要干脆把诗社关了？反正也没人来，守着这堆旧书，像守着一个没人记得的梦，一个只有他自己在意的执念。可每次看到墙上挂着的奶奶的照片，看到她笑盈盈的眼睛，他就觉得，自己不能放弃。奶奶说过，文字是有生命的，只要还有人读，还有人记得，它们就永远不会消失；诗社也是有生命的，只要还有人守着，还有人需要，它就永远是温暖的港湾。
现在再看诗社，早已不是当初那副冷清的模样。书架上的书已经排得满满当当，有的是他从旧书市场淘来的，带着前主人的温度；有的是读者送来的闲置书，扉页上写着“希望这本书能温暖更多人”；还有孩子们自己画的诗稿，用图钉订在墙上，歪歪扭扭的字迹和稚嫩的画，像一片盛开的小雏菊。墙角放着一个旧沙发，是隔壁李爷爷送的，沙发套上有几个补丁，却洗得干干净净，成了最受欢迎的地方——累了的人可以靠在上面打个盹，难过的人可以蜷缩在里面哭一场，孩子们则喜欢趴在上面读诗，把沙发变成了小小的童话世界。窗台上摆着几盆多肉，是实习生小林带来的，她说“给诗社添点活气”，现在已经冒出了新的嫩芽，叶片胖乎乎的，像一个个小小的绿灯笼，在阳光下闪着光。
每天来诗社的人络绎不绝。清晨，小宇会背着粉色小书包，牵着刚上幼儿园的妹妹来读儿童诗，妹妹的哭声变成了咯咯的笑声，像银铃一样清脆；上午，那个躲雨的大学生回来，带着一杯热奶茶，说“给陈老师和阿哲哥哥的”，然后坐在靠窗的位置，一边读诗一边改论文，眉头渐渐舒展开来；下午，拄着拐杖的张奶奶会来读报，她的眼睛有些花了，就凑得很近，一字一句地念出来，声音虽然沙哑，却充满了力量，她说“这里比家里热闹，心里踏实”；傍晚，实习生们会来，有的整理诗稿，有的辅导孩子写诗，有的则坐在沙发上，读着旧书，偶尔相视一笑，不需要太多话语，却能感受到彼此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