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天，她的注意力全在爸爸身上，大姐什么时候回家的，她没注意。
在那之前，她很爱很爱大姐，爱屋及乌，也爱大姐夫和婷婷。
大姐大她十四岁，据说她小时候是大姐抱大的。她头上有块指甲大的疤，自她记事起袁妈妈就一遍遍言之凿凿地告诉她：“那就是你大姐摔的。她抱着你哄你睡觉，把自己哄睡着了，失手把你掉在地上，头摔破了，留了那个疤。”
打她记事起，大姐就离家，先是去公司子弟学校读高中，然后下乡插队，偶尔放假回来，家里总是像过节一样热闹。
她有一个固定的记忆，就是每年春节，妈妈会分零食给她们，大多时候是用沙子炒熟的带壳的花生。炒花生似乎是个繁重的体力活，需要二姐和三姐配合完成。一般三姐坐在灶前拉风箱，二姐翻炒，开始三姐总是开小差，一遍遍被喊回来“再拉两下”，她就真的拉两下就又跑了，气的二姐直跳脚。到了能闻到炒花生的香气的时候，三姐不用人喊就粘在灶前，一遍遍殷勤地让二姐：“让我尝尝，熟了吧？”炒熟的花生用筛子筛干净，倒在大方桌中央，不知谁把她抱到凳子上站着，三姐妹围在旁边，等妈妈来分花生。那个时候大姐总是矜持地仍旧在干着活，每年这时候大姐总有洗不完的床单、被单，还有拆下来的棉服面子和里子。妈妈很仔细地把那一大堆花生分成均匀的四小堆，中间留下一小把，那是爸爸妈妈两个人的，然后从最小的她开始挑。她往往无所适从，难以抉择，即便站在椅子上，她也只能看见眼前那一堆花生，最后多半是听二姐的，她比较信任二姐，也有可能是听大姐的，如果她及时过来。然后是三姐、二姐，挑剩的那一堆是大姐的。大姐每次最多装一半到口袋里，剩下的都推给她。这时候三姐就闹起来，非让二姐也分一半给她，理由是大姐都分了一半给小妹。结果，好像有时候是妈妈把她和爸爸那一小堆给了三姐，有时候是二姐揍了三姐一顿，到后来基本上就是二姐和大姐和起来揍了三姐一顿。随着年纪的增长，三姐挨揍越来越频繁，揍三姐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先是二姐，然后大姐，再到妈妈、爸爸，直到她也加入这个队伍。
她记得特别清楚，她得肝炎那会儿，大姐给她买回十盒葡萄糖浆，妈妈让她每天喝一支。每到喝糖浆的时候，她就到处藏，但好像只有缝纫机下面是唯一的可藏身处，每次都被三姐发现。三姐总是很艳羡地看着她痛苦万分地仰着头，让妈妈一点点把糖浆从切碎的玻璃瓶口倒进喉咙里，有一回私下跟她说：“下次妈再让你喝，你别躲，你就接过来，骗她说自己慢慢喝，然后偷偷递给我，我帮你喝。”到了下一次，事情没能得逞，妈妈怕她扎破喉咙，一定要亲自喂她喝，并且对她说：“你大姐省下自己的伙食费，给你买了这十盒葡萄糖浆，你一定要好好喝，赶紧好起来，才对得起她。”从那以后她再不躲了，咬着牙喝的一滴都不剩。
思念大姐，盼着大姐回家，是她童年主要的情感皈依。每到大姐快要回来的日子，她就守在院子门口，单等着大姐的脸出现在坡下，她就像一只离弦的箭冲过去，扑进大姐怀里。有一回，她看见大姐的脸从院子门口马路对面的坡下露出来了，欢喜地飞奔着从院子里冲下去，大姐不知道为啥大惊失色冲她大声嚷嚷：“别跑了，别跑了，雪儿，别跑了！”，她不理会，带着惯性只管往下冲，一阵刺耳倒牙的摩擦声刮醒狂喜得昏了头的她，紧挨着她的是一个比她还高的多的，散发着难闻的胶热气的巨大的拖拉机轮胎，脸白的像死人一样的司机探身子，瞪着铜铃一样的眼睛，恶狠狠地吼出一句：“找死哇！”惊魂未定的大姐抢过来，一边涎着脸给司机道歉，一边丢下手里的东西，把她抱到路边，上上下下一顿检查，问她：“他没撞到你吧？”她怯怯地摇摇头，随机“格格”笑着重新扑到大姐怀里。这份思念和盼望，一直持续到上高中。她还记得，过完年，全家去火车站送大姐一家回陕西，回到家，她躲在自己房间里，趴在床上，拼命地咬着被子，遏制胸中骨肉分离的痛苦，眼泪扑簌簌地流进被子里，还不敢哭出声，怕被其他人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