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山，楼观道场。
自那日与云珩子（李平安）溪边一晤，尹喜道心之中便种下了一颗“求变”的种子。他不再仅仅将《道德经》奉为至高无上的圭臬，日日诵念守持，而是开始尝试以其为核心，思考更广阔的人间事，推演更复杂的未来局。
他于讲经说法之时，除了阐述“道可道非常道”、“上善若水”等根本精义，也开始有意无意地将这些道理，与凡尘俗世的政治、伦理、军事、农耕相结合。
“治大国若烹小鲜，”尹喜对座下几位已显慧根的弟子言道，“非是让君王真个去庖厨，乃是喻示为政需掌握火候，不可扰民太过，亦不可放任自流。此‘无为’之中，实藏‘无不为’之机枢。”
又有弟子问及战阵杀伐之事，尹喜沉吟片刻，答道：“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然则，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此乃以‘不争’之德，行‘争’之实，契合天道贵生恶杀之本。”
这些论述，虽未脱离道家根本，却已隐隐将道家思想引向了经世致用的层面。座下弟子听得或沉思，或振奋，或疑惑，道场中的学术氛围，悄然变得活跃而开放，不再是一味的清静守拙。
其中一名名为“庚桑”的弟子，性情耿介，尤好钻研尹喜所言的治国用兵之道，时常与同门辩论，言辞犀利，思想渐成一家之言。尹喜见之，并不压制，反而时加点拨，任其发展。
与此同时，云珩子的山涧草庐，也渐渐成了楼观道一些思想活跃弟子私下聚集的“沙龙”。云珩子从不系统讲授什么，往往只是在他们争论不休时，抛出几个关键问题，或者讲述一些看似无关的寓言故事。
“若有一国，礼崩乐坏，君臣失序，当以何救之？”一次，几名弟子争论治国之道，云珩子慢悠悠地烹着茶，忽然问道。
“自当清静无为，使民自化！”一弟子脱口而出。
“若民已奸猾，难以自化呢？”云珩子反问。
“当施以严刑峻法，震慑不轨！”另一弟子激愤道。
“法若过苛，民不堪命，又当如何？”云珩子再问。
“当恢复古礼，以仁德教化！”又一弟子提出。
众人各执一词，争论不下。云珩子微微一笑，不再言语，只将烹好的茶分与众人。但那几个问题，却如同种子，深深埋入了这些年轻修士的心田，促使他们去更深入地思考“礼”、“法”、“德”、“无为”之间的关系与利弊。
其中一名唤作“史儋”的弟子，沉默寡言，却将云珩子今日之间与往日所闻尹喜之论细细结合，心中隐隐有所触动，感觉在“道”的统御之下，似乎还可以衍生出许多不同的治国安邦之术。他回去后，将自己所思记录下来，虽未成体系，却已见思想的萌芽。
楼观道的变化，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其涟漪虽微，却已开始扩散。一些下山的弟子，将道场中开放辩论的风气与新奇观点，带到了山外的诸侯国。此时，周王室权威日益衰微，诸侯力政，互相兼并，对人才与富国强兵之术的需求前所未有的迫切。
在齐国，靠近海滨的一处学馆内，一位名叫“管仲”的年轻士人，正与友人纵论天下大势。他并非修士，却智慧超群，尤擅经济民生。他提出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与道家强调基础、顺应民心的思想隐隐呼应，却又更加务实，直指国家治理的核心。
在鲁国，一位名叫“孔丘”的年轻贵族，虽家境没落，却勤奋好学，尤其醉心于研究周公开创的礼乐制度。他深感于当下礼崩乐坏的乱象，立志要恢复周礼，以“仁”为核心，构建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他的思想，与史儋所思考的“礼”之作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更加系统化、伦理化。
更有那宋国一带，已有墨者团体初现雏形，主张“兼爱”、“非攻”、“节用”；三晋之地，法家先驱的思想也开始在部分士大夫中流传，强调“法不阿贵”、“以刑止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