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在这个没有窗户、只有惨白灯光和冰冷铁栅的拘留区内，已经失去了其应有的刻度。韦恩·霍利斯背靠着潮湿的水泥墙，蜷坐在狭小牢房的角落里，反复咀嚼着那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自己是什么时候被关进这里的？
这个问题像一把刀，反复切割着他早已疲惫不堪的神经。他曾是这片街区的一名警察，穿着蓝色的制服，佩戴着闪亮的警徽，宣誓要保护和服务这里的民众。他曾在这座建筑里自由行走，与同事们谈笑，处理着邻里纠纷、小偷小摸，偶尔是更严重的罪行。那时，法律和秩序虽然时有挑战，但依然是这片土地上运转的基石。而现在，他穿着入狱时发放的、散发着消毒水味的灰色囚服，被关在自己再熟悉不过的拘留区内，身份从执法者变成了“被隔离者”，一个需要被管控的“潜在风险”。这其中的讽刺，苦涩得让他几乎要笑出声来。
一切的转折点，清晰得如同昨日。那天，他所在的巡逻小组被派往协助国民警卫队设立的一个临时检查站。任务本是例行公事：维持秩序，安抚民众情绪。混乱中，一个男人，看着大约四十岁，怀里抱着一个看起来只是受了惊吓、但明显没有感染症状的小女孩，可能是他的女儿，试图冲破警戒线。他哭喊着，说他的妻子在家病重，他必须带女儿去找药，言辞恳切，眼神里充满了绝望而非疯狂。一名年轻的国民警卫队士兵，或许是过于紧张，或许是接到了某种不近人情的命令，在警告无效后，竟然直接抬起了枪口。韦恩甚至没能来得及喊出“住手”，枪声就响了。子弹精准地命中了男人的额头，鲜血和脑浆溅了他女儿一身。小女孩的哭声戛然而止，只剩下一种因极度恐惧而导致的、无声的颤抖。
那一刻，韦恩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冲上了头顶。他冲了过去，一把揪住那名士兵的衣领，对着他，也对着周围那些表情冷漠或惊愕的士兵们怒吼：“你们他妈的在干什么？！他只是想救他的家人！他看起来是感染者吗？！你们的职责是这个吗？！”
后果是迅速且不容辩驳的。他被几名士兵粗暴地按倒在地。带队的长官走了过来，用一种毫无波澜的语调宣布：“该警员情绪失控，存在高度应激反应，有潜在感染风险，为避免危害公共安全，立即实施强制隔离。” “潜在感染风险”——多么完美的借口。他因为目睹了一起冷酷的处决，因为还残存着一点作为警察和人的基本良知，就被贴上了危险的标签，被剥夺了自由，扔进了这个他曾经将罪犯送进来的地方。
“该死……” 韦恩握紧了拳头，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骨节发出轻微的咯吱声。这一切本不该发生的。如果……如果从一开始，一切就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回忆如同潮水般涌来，带着清晰的、令人痛苦的细节。当所谓的“流感”刚开始在布鲁克林蔓延时，他还在外面日常执勤。最初的迹象并不明显，只是感觉请病假的人多了，药店的感冒药开始脱销。但很快，变化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他亲眼看着这座他所熟悉的城市，每一天都变得不一样。街道上的行人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救护车呼啸而过，声音从急促变得近乎哀鸣，最后也稀疏下去。商店的橱窗陆续被木板钉死，空气中开始弥漫起一种若有若无的消毒水和……某种腐败的气息。
他的工作任务也开始发生变化。最初，是和同事一起，拿着上面发下来的表格，进行所谓的“社区健康调研”。他们需要挨家挨户敲门，询问、记录是否有人员出现突然的高烧和昏迷症状。如果有，他们得到的指令不是救助，而是“标记”，并通知随后赶来的、穿着全身防护服的国民警卫队医疗单位人员进行“转移隔离”。韦恩至今还记得那些被带走的居民家属的眼神，充满了恐惧、不解和一丝微弱的希望，希望这“隔离”真的能带来救治。现在想来，那希望是何其渺茫和讽刺。
接着，任务变得更加怪异和沉重。他和几名同事被指派，协助国民警卫队处理过的“特殊物资”。那是一个个厚重的、完全不透光的黑色裹尸袋，由士兵们从一些居民楼或临时隔离点里抬出来，数量多得惊人。他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