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常峙节的 “资助”，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算计：首先，选择常峙节作为资助对象，并非偶然 —— 常峙节是秀才，属于 “士人阶层”，资助他既能博得 “礼贤下士” 的名声，又能通过他拉拢其他士人；其次，资助的方式极具 “表演性”—— 他不直接将银子交给常峙节，而是让应伯爵出面 “办置宅子、采买家具”，还特意嘱咐 “要让街坊邻居都知道是我帮的他”，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 “善举”；最后，资助的尺度拿捏得恰到好处 —— 五十两银子足够常峙节安家，却又不至于让他摆脱对自己的依附，日后常峙节若想在清河县立足，仍需仰仗他的权势。
这种伪善，在西门庆与常峙节的见面中暴露无遗。当常峙节带着妻子前来道谢时，西门庆故作亲热地拉着他的手说 “都是自家兄弟，何必这么见外？些许银子，不过是帮你周转，日后有难处，尽管来找我”，言语间满是 “体恤”，眼神里却藏着对 “猎物上钩” 的得意。他根本不在乎常峙节的真实困境，只在乎对方是否 “感恩戴德”，是否能成为自己名声与权力的 “垫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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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玩味的是，西门庆的 “伪善” 并非只对底层。面对韩道国汇报的 “税吏刁难”，他没有反思 “官商勾结” 的弊端，反而认为 “是手下人办事不力”，立刻安排来保 “下次随行”—— 在他眼中，权力的价值就在于 “为自己的生意保驾护航”，司法公正、商业规则，都不过是服务于自己利益的工具。他的 “仁厚” 只针对 “有用之人”，对无关紧要的底层，如街头乞讨的乞丐，他从未有过半分怜悯；对威胁自己利益的人，如之前的蒋竹山，他更是毫不留情地打压。
西门庆的悲剧，在于他将 “伪善” 当作了权力的 “通行证”，却不知 “虚假的名声终会破灭”。他以为用银子堆砌的 “仁厚” 能让自己的权力更稳固，却不知这种建立在利益之上的 “名声”，如同泡沫，一旦失去权力与金钱的支撑，便会瞬间破碎。日后西门庆纵欲而亡，西门府树倒猢狲散，那些曾受他 “资助” 的人，如常峙节，不仅没有出手相助，反而避之不及 —— 这便是伪善的代价：你用利益拉拢的人，终会因利益而离开。
（二）应伯爵：帮闲面具下的生存算计者
如果说第 52 回的应伯爵是 “依附权贵的寄生虫”，那么第 56 回的他，便是 “帮闲面具下的生存算计者”—— 他不再只是单纯地谄媚西门庆，而是学会了 “在依附中谋利”，将 “帮闲” 变成了一门 “谋生的生意”。
当西门庆吩咐他 “帮常峙节安家” 时，应伯爵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 “如何办好差事”，而是 “如何从中捞取好处”。他先找到常峙节，故意夸大 “西门庆的难处”，说 “哥最近生意周转不开，本不想管这事，是我好说歹说，他才肯拿出三十两银子”，一边抬高自己的 “功劳”，一边为后续克扣银子铺垫；随后，他在找宅子时，故意选择 “售价二十两却报三十两” 的房源，从中克扣十两；采买家具时，又以 “西门府的规矩” 为由，多报五两银子 —— 前后算下来，五十两银子到常峙节手中时，只剩下十五两，其余的都进了应伯爵的腰包。
更精明的是，应伯爵还懂得 “两头讨好”：在西门庆面前，他汇报 “宅子已找好，家具也置办妥帖，常峙节感激涕零，说一辈子忘不了哥的恩情”，让西门庆以为自己的 “善举” 效果显着；在常峙节面前，他则说 “这些银子都是我从西门庆那里硬要过来的，你日后若有难处，尽管找我，我再帮你跟哥说情”，让常峙节对他心生感激。他就像一个 “中介”，一边从西门庆那里获取资源，一边从底层那里赚取人情，自己则在中间坐收渔利。
应伯爵的算计，源于他 “走投无路的生存困境”。他本是秀才，曾梦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却因家道中落、科举无望，只能沦为帮闲。在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结构中，像他这样的 “落魄士人”，既无土地可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