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元宵节那天，我走在街上，路过一家俄式食堂。
“弼甫！”
忽然听到有人唤我的字，让我有些恍惚。随着年岁渐长，能叫我弼甫的故人越来越少，曾经的敌人、亲人、朋友都做了飞灰。
回头一看，原来是我的小姑父金赤炎，约莫他是从康州老家赶来的。后面的小宫和苏苏也跟着走出来，旁边还有阮老师和牛先生作陪，看来是几个老战友的聚会。
“姑父过年好啊。”我笑着给他拜了个晚年。
“覅客气，倷搭我拜年，我朆准备倷个红包。”
小姑父谈笑间，依旧夹带着苏北口音，一如往昔般的风趣。尽管他年过七旬，须鬓如霜，但他穿着一件半旧不新的深红色呢子外套，精神抖擞，步履矫健，看起来比他年轻十五岁的我，还要年轻几岁。
他邀我进他们的餐位上闲聊几句家常，无非就是说些故友们在哪里安家落户，谁家的儿女结了婚，新生的孙辈姓谁名甚。
“哎，你姐夫要是还在，和你大姐一起看着那三个孩子安平成人那该多好啊。革锋与革铮现在也该结婚生子了吧，特别是明锦那囡囡，我连嫁妆都给她预备妥了……可惜她再也用不上了！”小姑父哀叹地说，“我答应过你小姑，照料好明绣他们的，没想到下面的孩子……让我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谈到此处，我们无可避免想到我的大姐明绣与姐夫革新那四个孩子。
长子革锋和父亲革新都牺牲在抗战时期，三女明锦更是遇害抗战胜利的前夕，而且她去世时刚满十六岁，次子革铮则是长眠于长津湖畔。
如今唯有幼子明铭奉养母亲于康州老宅，孤儿寡母虽然清苦忙碌，也算太平地过日子。
毕竟活过黎明前漫长的黑夜，已经是最奢侈的幸福。
“其他的孩子都好说，革铮的埋骨地离我们太远了，也不晓得有生之年能不能迁回家。”
小姑父黯然神伤，仿佛成了真正的、行将就木的老人。
让人听得鼻子一酸。我勉强笑着安慰小姑父，等到祖国强盛时，肯定要风风光光地把阿铮接回家的。
小姑父这才不再那么伤感。
可是，我最后一次接到小姑父的消息是在1970年，他老人家在睡梦中与世长辞，终究没能亲眼看到革铮的遗骨从长津湖畔接回康州老家。
小宫仍是年轻时爽快直白的性格，他私下里悄悄告诉我说，自从我小姑明沁在那场大屠杀里牺牲后，二十八年里，小姑父也没有再娶的想法，只想靠着与小姑的回忆，度此余生。
那刻我心中怅然，但那时素来幽默达观的小姑父很快调整好了心情，又唠叨起了“阿铭在科研单位保密度太高连老婆都不好讨，孩子更是没影儿的事，让阿绣发愁”云云，牛先生跟赌气似的说了一句“要小孩干嘛，尽是孽障！”
他的语气怨气冲天让小姑父和我一愣：“谁惹着他了？”
牛先生的妻子阮老师就歉然一笑：“我家这位不是冲各位发火。”
随后，她解释说，前几天他们的儿孙跟着一帮学生把牛先生的【阮音阁】中的古琴、琵琶、阮琴等乐器全砸个稀巴烂，说要破四旧、反封建，那些都是旧社会的糟粕，必须得消灭干净，还要和爱护此类东西的父母断绝来往，划清界限。
幸好苏苏与小宫及时带着李福子一起赶去救场，那些学生才没有把牛先生的门面房给拆了。
牛先生一气之下就把几个不肖子孙赶出家门，从此恩断义绝。
小姑父听了哭笑不得，劝牛先生别跟一帮孩子置气。我却嗅到一丝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味。
临走时，阮老师拉住我说，最近学校里有几个外派去巴黎交流学习的名额，她向上级领导杨书记推荐我去，让我不要推辞。
我笑了。我和阮老师相交多年，从我从入党至今，她助我良多，到现在她仍然像抗战时期那般，给我想好了安度晚年的后路。
多年后躲过十年动荡，我非常感激她的先见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