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寒料峭，但长江下游的江东之地，已被一种无声却更深刻的变革力量所触及。沈炼与朱高煦的军队在控制苏杭后，并未急于继续南征，而是依照北京传来的《钦定新政纲领》草案，开始了在这片富庶之地的“新政试点”。
然而，阻力比预想的更为坚韧。它并非来自明刀明枪的反抗，而是根植于盘根错节的旧有利益网络与惯性思维中的软钉子。
苏州府，素有“织造甲天下”之称。新任的、由燕王任命的苏州织造太监，带着一腔干劲，试图推行由北京天工院机巧阁下发的、效率更高的新式织机图样，却碰了一鼻子灰。
“公公明鉴，不是小民们不愿用新机，”织造行会的会长，一位须发皆白、眼神精明的老者，陪着笑脸，语气却绵里藏针，“实在是各家织坊的梭子、纺锤、乃至丈量丝绸的尺子，都沿袭了祖辈的规制，稍有差异，则经纬不调，寸尺难合。若强行更换，恐废了手艺，坏了材料，这损失……实在承担不起啊。”
类似的场景，在盐场、在市舶司、在各类官营私营的工坊中，以不同的形式上演着。旧有的度量衡体系，以及与之绑定的生产流程、利益分配，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却坚固无比的壁垒。
消息传回北京，林庆云与苏婉清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核心。
“非是器物不精，乃是标准不一。”苏婉清在机巧阁内，面对着一堆各地呈报上来的、形制各异的旧式度量器具，语气冷然，“各行其是，则效率低下，沟通成本巨大，更易滋生贪腐，便于旧势力从中作梗。”
林庆云深以为然：“先师曾言，‘车同轨，书同文’乃是大一统之基。如今我等欲立新朝，亦需有‘器同标，数同准’的魄力。此乃釜底抽薪之策。”
无需朱棣再次下令，一场由技术层面发起的、旨在瓦解旧经济基础的静默革命，迅速展开。
机巧阁在苏婉清的主持下，联合百草阁及原工部部分留用人员，依据北平新政实践中的经验数据，结合历代度量衡考据，以实用、精准、便于推广为原则，迅速制定出了一套全新的标准化度量衡器。
其中包括：
度器：以新定“营造尺”为准，细分至分、厘，并制作了标准的丈、尺、规、矩。
量器：规定了新的“官斗”、“官升”，材质、容积严格统一。
衡器：制定了新的“官秤”，砝码由小到大，序列严谨。
更重要的是，这些标准器并非仅仅停留在图纸上。利用初步建成的水力工坊能力，北京机巧阁开始批量铸造、打磨这些标准器，并刻上独有的防伪标记与“钦定新政”字样。
与此同时，林庆云主导的百草阁也迅速行动。他亲自筛选常用药材，制定了从种植、采收、炮制到成药分量的药材标准化规范与成药生产流程。同样规格的药碾、药秤、以及标准容量的药瓶、药囊，也开始随同度量衡器一同南下。
数月后，苏州织造衙门前的广场上，举行了一场看似平常，却影响深远的仪式。
新任织造太监当众宣布：“自即日起，苏州府官私织造、市易交易，一律使用钦定新政标准度量衡器！凡上缴官绢、市面流通之丝绸，皆需以新尺、新秤为准！旧器……限期一月内，至衙门统一置换，逾期作废！”
台下的人群一片哗然。行会会长脸色骤变，他试图争辩，却发现几名燕军兵士已抬着崭新的标准尺、标准秤，立于一旁。更让他心惊的是，随行而来的，还有百草阁的医官，他们带来了标准化的药材样本和成药，宣布将以此为准，进行采购和评定。
起初，抵制依旧存在。但很快，商贾们发现，使用统一的标准器，与官府、乃至与其他商号的交易变得异常简便，减少了无数口舌之争与欺诈空间。而织工们也发现，按照新式织机图样和标准尺规进行生产，虽然需要短暂适应，但成品质量更易控制，效率确实有所提升。
更为致命的是，掌控着旧度量衡器制作与校验权力的、与旧行会关系密切的底层胥吏和豪强，他们的财路被这无声无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