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三年光阴如黄浦江水般流逝。谭家班在上海滩已站稳了脚跟，却并非依靠妥协，而是凭着那一身铮铮铁骨和越发精湛的艺业，在市民阶层中赢得了“硬气班”的名声。倪老大当年的打压，反而成了他们最好的广告。如今，他们虽仍主要在闸北、南市一带的茶馆戏园演出，但已无人敢再轻易寻衅。
这三年里，少年石娃已抽条长成英气勃勃的青年，嗓音倒仓后愈发清亮醇厚，成了谭鑫培着力培养的须生接班人。而更重要的是，在王慕晖不时送来的报刊和私下交流中，在谭鑫培“唱戏先明理”的教诲下，石娃的眼界早已超越了方寸舞台。“变法”、“维新”、“民权”、“议院”这些词汇，在他心中不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与戏文中“岳武穆精忠报国”、“林则徐虎门销烟”的精神一脉相承，甚至更为具体、更令人神往。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年。春夏之交，一股前所未有的新风从北京吹到了上海。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着皇上颁布《明定国是诏》，废八股、练新军、倡实学，一道道新政诏书如同惊雷，震动着这个古老的帝国。上海租界的各类学会、报馆、学堂更是异常活跃，演说、集会层出不穷。
这一晚，戏班在“丹桂茶园”唱罢《定军山》，台下一位身着半旧长衫、气质不凡的中年看客并未立即离去，而是通过王慕晖引荐，来到了后台。王慕晖难掩激动地介绍：“谭老板，石娃兄弟，这位是南海康广仁先生，康有为先生的幼弟！”
康广仁！维新领袖的家人！戏班众人顿时肃然起敬。康广仁毫无架子，对着谭鑫培深深一揖：“谭老板一曲《定军山》，老当益壮，志在千里，令人感奋！如今皇上锐意维新，正是我辈效力之时。听闻贵班常演忠义之戏，激荡民心，与家兄及维新同人所图，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谭鑫培虽对朝堂之事保持距离，但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学问和报国之心素来敬佩，连忙还礼：“康先生过奖，谭某区区伶人，只会搬演古人，岂敢与诸位大人救国图强相提并论。”
“不然！”康广仁恳切道，“开启民智，正需各方努力。谭老板之戏，通俗易懂，直入人心，效力有时更胜万言书！”他目光转向一旁眼神炽热的石娃，“这位小哥器宇轩昂，想必就是近日声名鹊起的‘小叫天’石娃吧？听闻你不仅技艺日进，且关心时局，甚好！甚好！”
石娃激动得心跳加速，能得到维新领袖家人的称赞，是他从未想过的荣耀。
康广仁压低了声音：“不瞒诸位，我等正在沪上联络有志之士，筹备演说，为新政鼓吹。后日午后在张园有一集会，届时将有几位京中来的志士讲述新政要义。若谭老板和石娃小哥得暇，万望莅临，或许能于演艺一道，有所启发。”
这无疑是将戏班引向一个更广阔、也更危险的舞台。谭鑫培沉吟不语，他深知政治漩涡的险恶远超江湖纷争。但看着石娃和班内几个年轻人期盼的眼神，他最终缓缓点头：“康先生盛情，谭某……恭敬不如从命。”
张园的集会，人山人海。台上，一位来自湖南、名叫谭嗣同的年轻官员，正在慷慨陈词。他面容清癯，目光如电，声音激越：“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此言一出，石娃只觉得浑身血液都沸腾了！这不再是戏文里的唱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