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庇护”像一道金箍，将谭家班圈在济南，表面风光，内里窒息。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深居简出，除了在明湖居维持最基本的演出，几乎断绝了所有外界交往，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磨戏”中。所排的剧目，全是《四郎探母》、《龙凤呈祥》、《朱砂痣》这类喜庆祥瑞、绝无半点棱角的传统老戏。谭鑫培的要求严苛到了极致，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腔弯、每一记锣鼓，都必须精准到分毫，不容丝毫个人情感的流露。他知道，在济南的舞台出错，顶多是倒彩；在慈禧的眼前出错，便是杀身之祸。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从西安启程，浩浩荡荡地返回北京。天下似乎又暂时“太平”了。袁世凯的荐举也随之而来——一纸措辞恭敬的公文，命谭家班即刻准备，赴京参加为太后、皇上接风洗尘的“万寿节”庆典演出。
启程前夜，济南小院的气氛凝重如铁。谭鑫培将那只从不离身的老戏箱打开，在昏暗的油灯下，再次取出了那份藏在夹层中、已然发黄变脆的账册。纸张摩擦的细微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惊心动魄。
石娃侍立在一旁，屏住了呼吸。他知道，这份关乎北洋水师、关乎颐和园工程、也关乎戏班最初命运的秘密，终于要再次面对它的来处。
谭鑫培的手指抚过那些模糊的数字，良久，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他没有说话，而是拿起油灯，将灯焰凑近了账册的一角。
“师父！”石娃失声惊呼。
橘黄色的火苗舔舐着纸张，迅速蔓延，很快将那份承载了太多屈辱和秘密的账册，化为一小堆灰烬。
“这东西，该忘了。”谭鑫培的声音异常平静，却带着一种斩断一切的决绝，“带进京，是取死之道。袁世凯的心思，深不见底。老佛爷的眼前，更是不能容一粒沙子。从今日起，我们只是唱戏的伶人，心里，只能有戏。”
他是在毁灭证据，更是在斩断戏班与过去那段抗争历史的最后联系，以求在即将到来的巨大风险中，为全班人搏一线生机。
进京的路途，恍如隔世。再次踏入北京城，看着熟悉的红墙黄瓦，戏班众人的心情复杂难言。他们被安置在专门接待供奉戏班的馆驿，有太监前来传达种种繁琐苛刻的宫廷规矩：何时进场、何时叩头、眼神看哪里、唱词如何避讳……一切都有定例，如同枷锁。
演出地点，仍是颐和园的德和园大戏楼。近十年光阴流逝，戏台依旧金碧辉煌，但台下观戏的人，心境早已不同。慈禧太后经历了庚子年的仓皇西逃，似乎苍老了许多，但眉宇间的威严和掌控欲，有增无减。光绪帝坐在一旁，面色苍白，神情漠然，如同一个精致的傀儡。
谭家班的戏码被安排在中间，是整本《龙凤呈祥》。锣鼓响起，大幕拉开。谭鑫培率领全班人，依足了宫里的规矩，叩头、谢恩，然后开唱。
这是一场极致压抑，也极致完美的演出。谭鑫培的唱腔，圆熟流畅，无懈可击；石娃等年轻一辈的做派，规矩严谨，无可挑剔。整个戏班像一架精密的机器，每一个环节都严丝合缝。台上喜庆祥和，台下（至少在表面上）也是一片歌功颂德。
然而，在这片极致的“正确”之下，石娃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