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城的春日，被一股人为制造的、近乎癫狂的喜庆气氛所笼罩。
距离“新顺王”登位大典的吉日愈发临近，整座城市仿佛一个被强行披上华服的病人，竭尽全力地展示着一种虚弱的、不堪重负的“盛世”光景。
福王府及周边主要街道，早已被装点得花团锦簇。
大红的绸缎从高高的门楼垂落，崭新的“顺”字王旗在风中猎猎作响，尽管那针脚略显粗糙，染料也带着新硎的刺鼻气味。
工匠们日夜赶工，雕琢着玉玺的最后一刀，缝制着繁复的仪仗礼服。
牛金星麾下的礼官们，如同上了发条的傀儡，每日在银安殿前反复排练着三跪九叩的登基大礼，那抑扬顿挫的赞唱声和繁琐刻板的动作，与这座宫殿曾经的血腥和如今的浮躁格格不入，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庄严假象。
街头巷尾，奉命“与民同乐”的兵士们驱赶着面有菜色的百姓聚集在主要路口，等待着预备发放的、掺着麸皮的稀粥和偶尔掷出的几枚劣质铜钱，以营造“万民拥戴”的场面。
酒肆茶楼被各级将领和投机的士绅包下，猜拳行令、阿谀奉承之声不绝于耳，仿佛天下已然太平，只剩下论功行赏、共享富贵。
在这片喧嚣浮华的背后，军工坊深处却是一片异样的沉寂。
苏俊朗站在他那间堆满图纸和冰冷器械的屋子里，窗外传来的锣鼓喧天，在他听来却如同送葬的哀乐。
他手中紧握着一份墨迹未干的奏章，纸张因他指尖的用力而微微褶皱。
这已是他最后的尝试，一份凝聚了他全部忧思、近乎绝望的谏言。
他深知，面对李自成已然铁了心的称王意志和牛金星等人的推波助澜，当面陈词已无可能，甚至可能招致更直接的厌恶。
他只能将所有的忧虑、所有的数据、所有血淋淋的现实，付诸文字，希望这白纸黑字能比逆耳的忠言多一些分量，能穿透那被虚荣和谗言包裹的壁垒，触动李自成内心深处或许仅存的一丝理智。
奏章中，他摒弃了所有华丽的辞藻和迂回的策略，用最直白、最恳切的语言，详细列举了当前大顺政权脚下，那些被“称王”狂欢所掩盖的、亟待解决的致命内政问题：
他提到了虽然缴获福王府库藏颇丰，但坐吃山空，粮食短缺的隐患已然显现。
大军数十万坐守洛阳，每日消耗巨万，周边州县经战乱和拷掠后，民生凋敝，秋粮未收，春耕受阻，若不能尽快恢复生产、有效调度，一旦存粮耗尽，军心民心动摇，后果不堪设想。
他指出了攻克洛阳后，以刘宗敏为首的部分将领居功自傲，军纪明显下滑。
劫掠扰民、酗酒斗殴、操练懈怠之事时有发生，昔日流动作战时的严明纪律正在被骄奢淫逸腐蚀，长此以往，军队战斗力将急剧下降，一旦遭遇强敌，恐有溃败之险。
他还汇报了河南境内，并非铁板一块。
一些偏远州县和小股明军残部，见闯军主力聚集洛阳忙于庆典，开始出现小规模的反扑和骚扰，虽未成气候，却如疥癣之疾，若不及时清剿震慑，恐成蔓延之势，动摇统治根基。
他恳切地写道，这些才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实际问题。
称王虚名，不过锦上添花，甚至可能是招灾引祸的幡旗。
当务之急，是暂缓称王大典，将有限的资源、宝贵的精力，投入到巩固根基、解决实患上来。
先安内，方可图远。
待河洛稳固，粮草充足，军纪严明，四海宾服，届时再正位号，方能水到渠成，基业长青。
他几乎是匍匐在地、泣血陈词般地在奏章末尾写道：
“…伏惟闯王明察！
社稷之重，重于泰山
虚名之累，累及根本！
一念之差，或成千古之憾！
俊朗拳拳之心，天地可鉴！”
写罢，他密封好奏章，郑重地委托一名相对可靠的亲兵，务必呈送到李自成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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